时代周刊摄影师镜头记录新中国60年形象
2009-9-22 15:59:28  

　　六十年代：盛赞“红色乌托邦”

　　在西方对中国形象的暗淡描述中，中国形象的转机首先在欧洲出现。

　　1964年，费利克斯·格林的《无知的帷幕》出版，在这部书里，作者试图解构美国媒体创造的极端邪恶的红色中国形象。作为英国记者，格林在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曾经三次访问中国。他说：我相信美国传媒上勾画的那番景象，一点都不真实。正是这种虚假的中国形象，左右着我们的行动。在很多重要领域里，我们的国家政策也建立在这种虚假的中国观念上。

　　一些欧洲学者此时纷纷来中国，他们肯定了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成绩，从正面效益看，完全可以为他所取得的惊人的物质成就而自豪，至少中国已经不挨饿了，真正的工业化时代开始。”

　　法国著名作家、女性主义者西蒙·波伏娃来到中国，她认为“蚂蚁山”或“蓝蚂蚁”的说法既无新意又多偏见。“中国的物质成就并不是以个人生活的幸福与自由为代价的，恰恰相反，物质成就是个人生活的幸福与自由的基本保证。”

　　周宁把波伏娃的《长征》看作是西方重新美化中国形象开端的标志。此后几年，这股风潮从欧洲席卷美国，“这与当时西方左翼思潮的崛起密不可分，美好的中国形象大多是在表达某种左翼观点及其对西方现实的不满。”

　　1972年，尼克松访华彻底扭转了“邪恶”的中国形象，将西方小范围内久已出现的美好的中国形象，迅速在美国乃至世界推向高峰，“中国从一个邪恶的红色帝国变成了代表人类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红色恐慌终于变成红色希望。”

　　当时美国所有的媒体都在赞扬着中国，这是改变世界中国形象的一周。美国的“中国热”带动了欧洲国家的热情，赞美中国几乎成为一种时尚。

　　那几年里，有关中国的报道，不管出自什么人的手，从金融巨头洛克菲勒到演艺名星雪莉·麦克兰妮，不管写成什么体裁，从日记到新闻报道，都有人出版，都有人阅读。重要的不是这些人和这些书，而是重复讲述的某种激动人心的消息。

　　此时，西方诞生了一批“新中国迷”，在他们眼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再次成为“世界上治理得最好的国家”，那里尽管并不富足但是有着幸福，有着高尚纯朴的人民、平等自由的社会、富于智慧与权威的领袖……

　　周宁认为，“美好的红色中国形象，在西方几乎被乌托邦化了。”

　　七十年代：批判“中国幻像”

　　如果说西方导演伊文思1971年到中国拍摄的《愚公移山》是西方美化中国的延续，而同一年，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则为西方“否定中国形象派”找到证据。恰在此时，西方的中国形象又一次走到转折点。

　　1974年，《中国阴影》在法国出版，作者莱斯1955年曾来中国，70年代重返中国时，他发现西方人热情歌颂的富于乌托邦式的创造精神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空前的破坏。这本书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并畅销多国，至此，清算美好的中国形象全面开始。

　　周宁认为，此时中国形象的再度转变，与西方世界70年代左翼思潮回落相关，整个西方社会趋于稳定保守。“西方开始从政治和经济领域清算中国形象，经济领域的核心事件是60年代初的饥荒，政治领域则是文革。”

　　三位曾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来到中国参观、工作，并且热情赞美过文化大革命的法国知识分子，1980年联合出版了他们的著作《重返中国》。在这部书里，他们想检讨之前的中国旅行是如何被“中国幻象”与法国的左翼思潮所“蒙蔽”，试图揭示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真相”。

　　文化大革命对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恶劣影响是滞后的，直到文革结束才显现出来。周宁认为，“西方对中国文革灾难的关注，一直延续到80年代，成为80年代中国形象中最突出的一部分。”

　　八十年代：“中国小阳春”突然中断

　　而在西方社会舆论掀起“文革批判热”的1978年，中国已经实行改革开放，第二年，邓小平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1986年他再度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似有好转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