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容笑貌犹在眼前 周总理教我怎样当好新闻记者
2008-3-5 9:28:13  光明网

    我们听了，这才恍然，都点头称是。

    “今天《人民日报》关于这个问题的社论说得很对，这是台湾同胞的反美运动，是人民同美蒋之间的矛盾尖锐化。”接着，他又关切地对我们说：“当然，你们主观愿望是好的，总希望一下把台湾问题解决，总希望美蒋之间一下闹翻。你们总是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你们总是心急，客观现实的发展本来是微妙的、曲折的，但是你们却把它看得很直很直，象个直筒子。”

    说到这里，周总理到临座去向一些外国驻华使节敬酒。敬完酒，他见我们记者仍围成一圈，在低声谈论，便又言犹未尽地走过来对我们说：“你们心是好的，愿望是好的，但是你们不会辩证地去看问题，因此，”他意味深长地说，“许多事情就常常如中国古话所说，弄得‘事与愿违’，得到同你们主观愿望相反的结果。”

    他告诫我们不要“一见发生什么重要事情”，“就激动起来，就急躁起来，就要大讲特讲，弄得很紧张。”他语重心长地指示我们，遇事要保持冷静头脑。因为，头脑冷静了，才能深刻而透彻地观察和分析我们宣传的时机是否适当，宣传的分量和分寸是否恰到好处。只有这样，外事报道才能更有利地服务于当前的政治斗争。

    关于如何辩证地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周总理对我们不仅言传，而且身教。例如，他对记者有关他的报道，既很放手，又抓得很紧。他曾对我讲过：“恐怕最近报纸上，登我的活动最多了，但是除了特别重要的消息外，事先都没有经过我阅看嘛。”只要他发现了报道中出错，必定严肃指出。他一再强调记者既不能缩手缩脚，也不能自以为是；既要大胆负责，独立思考，不能依赖别人，等拿现成的，又要多向别人请教。特别是，“遇到重要的政策性问题、外交问题，应向有关方面请示。这样可以避免发生自己难以发现的错误。而这种错误一旦发生，影响会是很大的。”

    有一次，我在报道一条外事消息时出了错。周总理特地把新华社领导人吴冷西、朱穆之，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张苏，总理办公室秘书韦明、马列和我，找到中南海西华厅他的办公室开会，以这条错误报道为“麻雀”，进行解剖，总结经验教训。他就记者的采访、写作、工作态度、思想作风等问题，谈了个把钟头。其中，他特别阐述了关于记者加强请示和独立负责的辩证关系。他指出，“记者要采访和报道的问题博大精微，面临的情况又错综复杂，常常会发生许多自己意想不到的事。这样，记者就要多向别人请教。比如说，这次涉外新闻，要不要报，如何报，就应请示外交部，也可以直接来问我嘛。”

    他停了一会，把话锋一转，又说：“但是，记者请示，是为了把事情搞清楚，而不是为了交差和推卸责任。”他拿我这篇出错的稿子为例说，尽管他是经过别人审阅签字的，“在手续上是完备的”，但是错误并不会由于有人签了字就不出现了。因为别人只能从稿子本身去看，情况是否对头，事实有无出入，内容符合不符合人大常委会会议精神等等，至于涉及外交关系的问题，报道出去以后，在外交上会引起什么影响等，不可能考虑得很周到。这就得靠记者去思考，去掌握了。“因此，记者考虑问题要特别精细，记者要对自己采写的每一篇稿件独立负责。”他还加重语气地说：“就是对我的讲话，你要发表，你也要认真看一看里面有没有错。如果发现有错，也应指出。”

    他的话，分析非常精辟，切中要害，而词意却又恳切动人，使大家听了，都觉得虽然挨了批评，却心情舒畅，获益不浅。他的谆谆教导，对我个人来说，更永远是一个鞭策。在“文革”中，我在新华社国际部处理由康生代表中共中央向即将举行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大会致的贺词副本时发现，把位于亚得里亚海北岸的阿尔巴尼亚说成位于南岸。尽管此件已经毛主席审阅，但是我想起了周总理的教诲：不管是处理什么文件，不管是编发什么人的文章或讲话，也不管是谁签字定稿的，记者都要独立负责。于是，我马上打电话给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又立即紧急通知已经到达地拉那，告诉即将在大会上发言的康生，从而防止了一个不该发生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