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击”的诗学——再论纪实摄影
2009-4-17 16:07:23 藏 策 

一

  . 

    纪实摄影的理论探讨，其实自20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时，就已经开始了。当时的讨论是由摄影界批判“四人帮”利用摄影弄虚作假搞阴谋而引起的，于是关于摄影的“真实性”问题、抓拍与摆拍等等问题都浮出了水面，纪实性作为摄影的本质特征也被提了出来。然而，到底什么是纪实摄影？当时的摄影理论家们却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摄影的纪实必须是真相的纪实，所要表现的必须是“真人真事真景”，在制作和传播的过程中也不允许弄虚作假。纪实性规定了摄影的真实性。但也有人认为：纪实性只是摄影的技术属性，是照相机的物理特性和感光胶片的化学特性所赋予摄影的技术特征。不论是抓拍还是摆拍，是写实还是写意，纪实性是每一张照片都具有的。另外也还有人认为，摄影的纪实性只是相对而言的，摄影将五彩缤纷的世界抽象成黑白的世界，胖的也许拍瘦了，脸黑的或许会拍白了，怎么能说摄影有绝对的真？摄影家在选取画面和选择拍摄瞬间的过程中，难免会在一定程上“歪曲”了事实，所以“纪实”只能是相对的。在对纪实摄影的定位问题上，各种意见也难于统一。有的将纪实摄影看作是一种摄影体裁；有的则定位为是一种摄影流派；第三种意见是将纪实摄影定位为摄影的一个门类。另外在对摄影的分类问题上，那时的理论界也无法达成一个共识。有将摄影分为将纪实性摄影和艺术摄影两大类的，也有将摄影分为新闻摄影与艺术摄影两大类，再将纪实摄影归入新闻摄影的子类之中的，不一而足。 

那么到底何为纪实摄影呢？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才由老一辈的著名摄影理论家夏放、司苏实和丁遵新首次提出了比较具有权威性的意见，也就是关于中国纪实摄影的四大特征：1、以社会生活为拍摄题材，并鲜明地表达摄影者对拍摄对象的认识和评价；2、纪实摄影采取现场直接抓拍的拍摄手法，不做任何加工和修改；3、纪实摄影作品要具有艺术性，要求至少准确完整的使用摄影语言；4、纪实摄影作品的主题表达要具有概括性。此四点相互联系，缺一不可。

    回顾以往的这些摄影理论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其完全是在传统理论的“范式”下进行的，即通过“现象”去把握“本质”式的“本质主义”话语方式。比如根据概括出来的纪实摄影的四大特征，进而去逼近纪实摄影的本质等。这种话语体系下的理论，非常像传统生物学中的方法，比如根据卵生还是胎生、哺乳还是孵化等等特征，去确定生物的纲、目、类等等。也就是对外在的表象的特征的归纳来判定种属。然而现代的基因技术却可以通过分析生物的DNA编码，来直接抵达生命的核心奥秘，从而揭示出哺乳之所以哺乳，孵化之所以孵化的深层基因图谱。而且当我们一旦抵达了种属的深层核心时，就会发现事物其实并非是以“本质主义”的方式存在的，而是以某种“修辞”的方式存在的。比如，生物种类之间的不同，其核心其实是深层的DAN编码不同，而编码则是一种文本性和修辞性的。 

其实有关摄影理论的问题也一样，以传统的理论方法，永远也不可能洞悉图像深层的奥秘。就如曾经研究了几十年而至今无法得到确切答案的所谓“美的本质”、“艺术的本质”等问题那样，纪实摄影的本质与定位，用传统的研究方法也是不可能找到答案的。当然以这样的理论为背景的摄影批评，其价值判断上的混乱也可想而知。 

能够抵达图像深层DAN编码的，在今天惟有“语言转向”之后的具有“元理论”意义的文本理论和话语理论。但当今世界上的话语理论，大多都是针对文字文本而言的，除罗兰·巴特等人外，很少有针对图像而进行的文本研究。如果想把“语言转向”之后的各种新理论引入到摄影理论的研究中来，就必须在文本与图像建立一种可以转换的理论体系。然而这种文本与图像之间的转换，就连罗兰·巴特本人也没能完全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