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击”的诗学——再论纪实摄影
2009-4-17 16:07:23 藏 策 

.

二 

. 

我从2000年开始思考着解决这个问题，终于从解构主义修辞学那里获得了灵感，于2001年发表了长达近6万字的系列论文《摄影·批评·文化研究》，第一次将“语言转向”之后的具有“元理论”意义的话语理论和文化研究理论，具体运用到了中国的摄影理论和批评之中。首先，我继雅各布森将诗歌定义为隐喻的艺术，将散文定义为换喻的艺术之后，第一次将摄影定义为提喻的艺术。因为摄影区别于摄像等连续动作画面的最大特质，即摄影的瞬间性，而从话语理论和现代修辞学的角度看，摄影的瞬间即是对连续动作或场景的提喻（部分喻整体）。即使将来摄影与摄像的科技发展到二者合而为一，摄影从而变成一种“截图”时，这一定义也依然成立。其次，我发展了罗兰·巴特有关“文字是对图像意义的锚固”的理论，把文本与图像之间的关系定义为“互文”性的修辞关系。对此我借用了喻说理论中的四种关系来加以界定：即隐喻、换喻、提喻与讽喻。比如纪实摄影在影像与其制涉对象（也就是拍摄对象）之间，强调的是隐喻关系，而观念摄影则强调的是讽喻关系。 

我的系列论文《摄影·批评·文化研究》中，有一篇叫《一个神话的解构——论纪实摄影》的文章，是专门研究纪实摄影理论的。从文章的名字就能知道，我是在以解构主义的立场来颠覆纪实摄影这个当代神话。几年时间过去了，现在重看这篇文章，观点固然都对，但还是太过于“解构”化了，没有从建构的角度去对纪实摄影诗学进行建设性的研究。所以这些年来，我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建构一整套“影像诗学”上来，对于纪实摄影的理论，也进行了全新的突破。我首先纠正了当年罗兰·巴特将图像分析简单地分为内涵/外延的谬误，并发现了摄影图像中最有研究价值的部分——“非主题内涵”。进而我又发现了纪实摄影之所以能“击中”观者的奥秘，这也就是“直击的诗学”的深层修辞方式——反修辞。反修辞也是一种修辞，一种特殊的修辞。

.

三 

. 

分析一篇线形结构的具有历时特征的文字类文本（如小说），我们可以借助句法分析、叙述分析等等，从而一点点地理出头绪……而当分析非线形结构的具有共时特征的图像时，我们又该如何下手呢？这实际上是突破摄影理论的一个最具挑战性的瓶颈。罗兰·巴特当年的办法是，借助语言符号学中外延与内涵的分析，来切入图像的分析。这一方法确实是具有创造性和开拓性的天才之举，但罗兰·巴特却因对摄影拍摄的实际过程并不十分熟悉，遗漏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即以记录为根本宗旨的摄影中的非主题内涵。 

我对这一问题的发现，灵感其实是来自我长达十几年的相机发烧经验。我发现，罗兰•巴特等人的图像符号学研究，从未将相机、镜头等摄影器材的因素考虑进去。而每一个玩过相机的发烧友都知道，不同相机不同镜头所拍出来的照片是不一样的，即使拍的是同一景物，其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在罗兰•巴特看来是两张外延完全相同的照片（同一景物，同样焦距、光圈、速度等设置；假设一张是徕卡拍的，另一张是理光拍的），它们的内涵其实是不一样的。这种内涵与作品的主题无关，不是那种与外延相对应的内涵，而是完全由外延所构成的内涵。由此我发现，罗兰•巴特将照片仅分为外延与内涵两个相互对应的层面，是不正确的，是过于简单化了的。

有关摄影器材与成像的差异问题，其实就是一个理论的模板，由此证明出了“非主题内涵”的存在。当然仅仅证明出器材差异所形成的“非主题内涵”不是我的目的，因而我进一步推论出影像中一切与主题意义表达无直接关系的部分，或曰完全由外延本身所构成的内涵为“非主题内涵”。

    这种“非主题内涵”既包括器材派所追求的锐度、色彩、通透性、焦外虚化效果等等，更包括可视为是纪实摄影生命的东西——即很多摄影家都常说的：镜头发现了人眼所没发现的东西。肉眼发现了的东西，即摄影家所要表现的，属于主题内涵；而那些超越了摄影家的肉眼，而被镜头以类比式隐喻记录下来的东西，其所构成的内涵，就是“非主题内涵”。正因为“非主题内涵”是超越肉眼的，所以也更具发现性和震撼力。“非主题内涵”构成了影像与意义之间的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中间地带，而这也正是纪实摄影最大的诗学特征之一。纪实摄影所真正“击中”和“刺痛”了我们的，其实正是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换言之，纪实摄影的魅力不在于怎样去再现那种已被破译了的现实，而是怎样去“直击”一个有待破译的暧昧不清的现实。正因为“暧昧不清的现实”是“有待破译的”，才不会轻易滑入我们的认知俗套，而被固有思想的胃酸消化掉。从修辞方式上说，这种“有待破译的”“暧昧不清的现实”的图像符号，是些看似未被修饰的符号，给人一种“原生态”的感觉。于是我给这种特殊的修辞方式命名为：反修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