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批评：内圣外王之道
2008-10-11 14:36:08 藏 策 

“内圣”的功夫不到家，“外王”是肯定会出问题的，就会成为“假王”、

“山大王”……文坛岂能无乱象？

       我的这个发言虽然是针对文学而言的，但对于摄影批评同样适用。今天摄影批评所存在的问题同样是缺乏理论功底和学术修养，胡批、乱评、瞎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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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批评：内圣外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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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院讨论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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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基础理论与文学评论以及文学批评创新之间的关系，借用中国传统儒家的一句话说，就是“内圣”与“外王”的关系，基础理论是“内圣”之学，文学评论与批评创新则是“外王”之道。

“内圣”的功夫不到家，“外王”是肯定会出问题的。我认为这也正是当下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主要症结所在。

我在前不久提出了“阀下写作”的概念，其实说的也是这个问题。没有“内圣”修为的“外王”，肯定是一个“假王”，甚至是一个“僭越者”，就像拉康语境中《哈姆雷特》的那个“叔叔”。

我一直认为，理论观念的严重滞后，是导致批评出现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因为老旧的传统理论，已经无法解释今天的文学/文化现象了。所谓的传统理论，并不是指我们传统文化中所原有的理论，而是“苏联模式”的理论，是日丹诺夫式的庸俗化马列主义文论在人们思想意识中的残存。这些老旧的理论体系，全部是建筑在本质论、反映论和语言工具论的基础之上的，在今天已成为文学发展的一个障碍。比如：出现在今天的，本已属于凤毛麟角的优秀文本，有时反而会得不到批评界的重视。有人会说这是红包批评、人情批评所致，我说不是，因为批评家就算拿了红包也没用，他的理论视野决定了他根本就看不懂太优秀的作品。去年迟子建写出了一篇杰作，叫《百雀林》，批评界却没有什么大反响，就是因为根本看不懂这样的杰作，相反地却对迟子建那些非杰作大加赞赏。

再如，前些年“底层叙事”之所以被批评界捧到了天上，也是因为“底层叙事”完全是20世纪40年代左翼文学在今天的简单转换，没有太多的新话语资源，而批评家们对此最是耳熟能详的，批评起来毫不费力，文章自然也就多了起来。而当“底层叙事”中真正有新意的杰作《万箭穿心》出来后，批评家们反而又看不懂了，虽然好话还在说，但却再也说不到点子上了。

批评家对作家的写作无疑是具有着领引作用的，当杰作被埋没，凡俗之作却大行其道时，文坛又岂能无乱象？

 我常把传统理论体系比作模拟系统，把现在理论体系比作数字系统，传统理论面对今天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早已千疮百孔力不从心，为了勉为其难地去解释今天的文学，虽然也不得不从新理论那里学点新词儿，但其观念仍是传统的，本质主义的。这就像模拟电视为了接收数字信号而按了个“机顶盒”一样，虽说也能收到些数字信号了，但与真正的数字电视还是没法比。今天的文学理论批评就是一个“机顶盒”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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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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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初，西方学术界就已经开始了一次重要的话语转换，即“语言学转向”。其理论基础来自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普罗普的俄罗斯民间故事形态研究等。由此而形成的结构主义理论，到了20世纪中叶已如日中天。其中雅各布森的“诗学”、格雷玛斯的结构语义学、热奈特的叙事学和拉康的结构精神分析学，至今影响巨大。比如，在中国至今少为人知的拉康理论对电影、摄影等领域的研究就至关重要。拉康以结构主义方法改造了弗洛依德学说，给经典精神分析理论来了个“语言学转向”。他的“镜象理论”揭示出了“自我”形成中的想象性和虚构性，由此而引出的“第四种目光”——“不是一种看到的目光而是一种我在他者的立场上想象出来的目光”——更为今日的文化研究提供了诸多的理论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