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批评：内圣外王之道
2008-10-11 14:36:08 藏 策 

    简言之，“语言学转向”解决的一个最基本问题就是，文本不再被与现实等同起来。比如，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即便写得再真实，也只是一部小说，而不是现实。或曰“关于世界的语言只不过是语言，而不等于世界。”（杰姆逊语）——这一点相当重要，中国学术界直到8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这一“转向”。

    结构主义发展到后结构主义，文本的封闭系统重又被打破了。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批评方法是极具摧毁力的：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的批判，对“中心”/“边缘”的消解等，动摇了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德曼则以其修辞学方法，损毁文本的外部伪装以便看清它如何运作，并揭示出每一文本中修辞手段和修辞目的是如何不相称以及句法和语法如何不和谐。在他的逼视之下，任何文本都将自行消解。福柯关于知识-权力-话语三位一体的知识考古学、权力谱系学研究，更是掏空了“知识”这座宏伟殿堂的根基。如此威力巨大的理论利器，自然会被其他“各家门派”所大加利用，尤其是那些文化上的弱势群体。于是，女性主义用它消解男权，少数民族（美国的）则以其抵制“西方”……随着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尤其是文化研究的日益壮大，标志了“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转向——“文化转向”或曰“意识形态转向”。

    “文化转向”主要表现在，由过去对语言-符号的关注转向对文化（比如阶级、性别、种族以及“全球化”等诸多问题）的关注，研究范围也从以往经典文学文本的象牙塔里走出，把大众文化、边缘文化、亚文化也纷纷列入研究课题。当然，这种“转向”决不意味着又“转”回到了“语言学转向”之前的老路上去。语言学-符号学虽从批评的前台隐退，但却并没有消失，而是成为了一种知识背景，被放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范围之中来加以应用。文化、社会、意识形态，其实首先也是作为一种“话语”而存在，那句“文本之外一无所有”的“老话”，并未被“证伪”。

当理论批评进行了第二次“转向”之后，时间表也已指向了20世纪后期。也就是这个时候，中国学术界的部分精锐以一种时空转换般的“加速度”，走完了西方学界近一个世纪的批评之旅，开始与国际学界共同走向文化研究了。什么是文化研究呢？有人称文化研究为后-后结构主义，认为文化研究是目前国际学术界最有活力，最富于创造性的思潮之一，是后现代主义之后学术发展的主潮。然而，要给文化研究下个定义又几乎是不可能的。西方的文化研究并非自今日始，但今天的文化研究又远非昔日面目。就理论源流而言，文化研究可以说是后结构主义和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的综合融会，是各家各派的前沿理论，在消解了科际壁垒后的，“话语生产力”的大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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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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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那些令人目不暇接的“后XX主义”，其实都是在现代语言学这个大平台（范式）上，根据不同的需求和对象转换出来的。就像汽车生产商会基于某一平台，制造出不同型号的汽车来一样。最明显的例子，如后结构主义中有关“中心”与“边缘”（德里达），“发声”与“无言”（福柯）等理论，用之于性别研究，便成了女性主义解构“菲勒斯中心”的利器，用之于种族研究，就又成了“后殖民主义”的依据……

中国的文学批评界，根本就没必要跟在这些各领风骚三两年的“主义”之后疲于奔命，因为只要我们真正掌握了这个学术平台，我们同样可以“发明”出新的理论来。这颇有几分像当今中国的汽车业，在引进了某品牌的核心技术及平台后，自己同样可以升级换代，推出新的车型来。当然，学术毕竟不同于造车，而且引进现代学术平台的重要性，也远甚于造车的技术平台，因为新的学术平台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方法”，而是一整套“范式”，是全新的思想和观念。可惜仍有很多人不明此理，要么一概拒斥当今西方以语言符号学为核心的学术“范式”，全以土法“闭门造车”；要么便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花样百出的“后学”之后，鹦鹉学舌般地“后”下去，丧失了自我创新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