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批评：内圣外王之道
2008-10-11 14:36:08 藏 策 

    也如造车业在引进技术平台后，仍需根据中国的实际路况、油品等，对数据加以调校一样，西方理论在用于汉语的学术研究时，同样需要认真地“调校”一番，因为汉语本身就是不同于西语的。比如，雅克·德里达有关“语音中心主义”的理论，就不能直接地用到汉语学术中来。因为在汉语中，“文字中心主义”的文化特征十分明显，根本就不能一概而论。那么，在汉语中类似西方“逻各斯”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很多学者都认为是“道”。这当然是言之成理的。美籍学者张隆溪先生在其专著《道与逻各斯》中，将中国文化中的“道”与西方文化的“逻各斯”相对照，做了极其有益的探索，但仍属于一种文化阐释学研究，而不是以汉语为对象的“论文字学”。这就使得解构主义理论在中国往往成了一种无的之矢。

当年学术界很多人都跟着罗兰·巴特说：“作者死了。”后来又跟着福柯说：“人死了。”再后更有人跟着所谓“文化研究”去说“文学死了”的。可结果呢，作者非但没死，反而借大众文化之势，日益明星化，变得比文本更为重要了。什么美女作家、美男作家、70后、80后……仿佛一个作家的地位更主要靠脸蛋和青春，而至于他到底写了些什么，谁有工夫去细看。

难道是罗兰·巴特搞错了么？那倒也不尽然。关键是此“作者”还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者”。

作者是什么？作者作为一个“主体”，其实也是种文本。无论是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还是福柯的话语理论，亦或阿尔图塞的意识形态理论，都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彼此相似的结论——人对其自我的看法不是自己产生的，而是文化赋予的；不是人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人。

这道理我总觉得与今天的网络世界多少有几分相似之处：整个网络构成了话语的世界，而我们每个人的“主体”，则好比置身于话语流之中的PC机。PC机的系统是被网络话语与网络规则所不断地塑造着的，这就像所谓的“话在说人”，像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塑造”。而另一方面，PC机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它可以接受或拒绝某些系统，可以“改写”或重新编码，甚至可以去对网络发起攻击……

当然，人脑和电脑是完全不同的。但网络世界毕竟是现实社会的缩影——一种提喻——而电脑又是人脑的某种延伸，我的这种比喻也不能说就全不靠谱。

有了如上的认识，我对文学乃至文化的看法，也就有了新的视野。传统的现实主义总是强调文学是对现实社会的反映。这话应该没错，但却绝不是像镜子般的那种简单的直接的反映。生活经历丰富的人很多，但没几个能成作家。我发现，现实，亦或生活，只有当其呈某种与文学相关联的话语状或文本状时，才可能成为“相关文本”，从而与文学“互为文本”。以前听作家讲他们采风或是“体验生活”时，有一条最重要的经验就是用笔去记下当地的语言、风俗、人物，以及各种发生过的故事……这是在干什么呢？这其实就是在将“生活”文本化。

现实亦或生活，与文学的更为确切的关系，我认为应该是种“互文”的关系。

 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因其所持的语言观，亦是传统的，也就是将语言看成是透明的、单一的，是可以完全按照人的意愿去传情达意的工具。于是文学研究也便逐步地被蜕变成了一种社会学的研究。而自索绪尔以来的现代语言学研究却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