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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 道 录
于是我提出了“话语流变”这种“深层文学史”的概念，并把当代的“工人文学”放在了整个20世纪的“话语流变”中来考察，有了很多新的发现。有一天我读“耶鲁四君子”之一的德·曼时，忽然间被他有关“美学之意识形态”的论述所震撼。统摄着“话语流变”的当然是“话语权力”，当意识形态与“话语权力”相重合时，其话语方式必定是一种专横的隐喻。我由此想到了汉语中所特有的类比式逻辑，想到了“天地君亲师”，想到了“天不变道亦不变”，想到了每时每刻都在腐蚀着我们骨骼的官话、空话和套话……一个全新的理论构想忽然间产生了，那就是“超隐喻理论”。 超隐喻理论的发现，让我有了种“闻道”的喜悦，这是种精神的喜悦，灵魂的喜悦。 就在这个时候，国内摄影界展开了“中国有没有摄影理论”的大讨论，我的观点当然是否定的。我以前曾看过摄影界里对一组叫《权力……》的摄影作品的口诛笔伐，觉得摄影界的理论观念仿佛还处在“史前时期”，简直可笑之极。没想到《中国摄影报》的理论版编辑王保国忽然给我打来了电话，让我充分阐发自己的观点，想写多少字就写多少字，他可以整版地给我版面。我答应了，于是就有了我那组长达6万字的系列论文《摄影·批评·文化研究》。保国兄是我在摄影界的第一个知音。 诗学理论是不能直接用于摄影理论的，因为文字和图象属于不同的符号系统，在没有建立起相互的转换关系之前，是不能胡乱套用的。以前法国的罗兰·巴特曾做过文字与图象的符号学对接，但没有最终完成，后来的西方人就更没搞出什么新名堂。摄影理论在西方其实也是落后的。我的符号学水平肯定不如罗兰·巴特，但毕竟比他晚出生了几十年，知道了很多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于是我利用现代修辞学的方法，终于将文本分析的方法引入到了图象分析之中，完成了文字与图象之间的符号转换。当然，我自创的独门武功超隐喻理论也被最先应用到了图象理论中来。 我的这些理论创新在学术界和摄影界同时引发反响，我在摄影届的第二个知音出现了，他就是当时任中国摄影家协会理论部主任的李树峰兄。树峰和中国社科院的史忠义博士一起为我组织了一个专题学术研讨会，由中国社科院与《中国摄影报》共同主办，学术界与摄影界的专家学者济济一堂，老摄影家龙僖祖在会上激动地说：摄影理论终于走进了中国最高的学术殿堂。
摄影本来是我在那个心情苦闷的时期，用来排遣的，没想到竟“玩“成了正业。从此，文学与摄影成了我戏称为“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一个都不能少”的名山大业。 。. 七 .从对西方理论的“困而学之”始，到超越西方独辟蹊径，屈指算来整整30年。而这30年又恰好与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刚好吻合，而且同样的艰难曲折，反反复复，思之不由得感慨万端！ 我经常为自己出生在60后感到庆幸，既亲历过文革，又亲身参与了中国当代最重要的这30年的时代变迁。我喜欢70后，也喜欢80后，但并不羡慕他们，因为积淀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的历史感，是他们所无法获得的。我为我的60后身份而自豪。 古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可见闻道之不易。而我直到今天也只不过才近中年，想一想，这是何等的幸事。我知足，我感恩！ 上天赋予每一个人的才能是不同的，有的人善管理，有的人会经营，而赋予我的才能呢，是长于思考。善管理的可以做官，会经营的可以发财，而长于思考的就该心无旁骛地当好一个知识分子，尽到他的天职。所以我不羡慕做官的，也不羡慕发财的，我自有一个闻道者的喜悦。
超隐喻理论作为一种“元理论”，是可以应用到多种领域之中的。赵毅衡先生说：“超隐喻这个概念，比李奥塔的‘元叙述’或‘宏大叙述’，比德里达的‘逻格斯中心’，都清楚明白，植根于中国语言的历史，更适合中国文化，很值得好好深思展开。”董迎春博士说：“藏策的超隐喻理论虽然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中汲取了丰厚的养分，却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解构主义，而是针对汉语的具体语境另起了炉灶……藏策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汉语解构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