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 道 录
2008-10-27 11:51:28 藏 策 

这时候他认识了一位医学院的心理学教授，教授年轻时曾亲耳聆听过弗洛伊德弟子考伯乐的精神分析课程，算得上是弗氏在中国的隔代弟子了。那时正是弗洛伊德热的年代，教授在社会上组织了个“精神分析沙龙”，一时门庭若市。这时的少年早已不再是少年，而是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了，教授邀他在市图书馆共同举办“精神分析讲座”，教授讲经典弗洛伊德理论，他讲新弗洛伊德理论。教授还把他带到心理门诊和病房，直接参与临床心理治疗。这时的他已经对写小说没什么兴趣了，但也并没有完全忘记文学，他试图用精神分析理论搞文学批评，可发现前景并不很乐观。因为精神分析的方法局限很大，你或许可以用来分析张贤亮的《绿化树》，却不一定也能分析其他的作家，就算是弗洛伊德本人，不也只能分析莎士比亚、托斯妥耶夫斯基等少数几个作家么？为此他常常陷入苦闷。

此后的几年里，他在心理学领域进展顺利，报社为他开设了心理咨询专栏，妇联等部门找他给计生人员讲授性心理学——被他戏称为：一个未婚男青年给已婚妇女们讲性心理。他的释梦实例也以《中国人梦析》为题在报纸上连载，而出版社又找到他，准备结集出书……

然而风云突变，他的一切活动都不得不停下来，因为包括精神分析学在内的所有西方现代理论，都从某个时段开始被列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名单而遭受批判。好在他的一篇用精神分析学分析屈原的学术论文，还是沾了“学术无禁区”的光而发表了，这篇论文叫《屈原：东方的奈煞西施——论屈原的自恋倾向》。后来这篇论文还作为屈原研究的心理学代表作，被选入了《楚辞学集成》中。

这时他已近而立之年，他的学术研究却从此告一段落……

三

每当我在记忆之城与那个沉迷于精神分析的青年相逢时，我都对他心存感激。从治学的道路看，那个青年无疑是在走向一条歧途，他或许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心理咨询师，但注定将与文学，与学术，分道扬镳了。然而这段歧途又是他人生里程中的必由之路，没有这段歧途，就不可能有今日之我。他确实是个成功的精神分析师，他当年曾为很多的求助者做过心理咨询，经他咨询过的那些人后来是否摆脱了心理阴影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他确确实实成功地医治好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自己。

我现在朋友众多，在大家的眼中，我是个很阳光的人。在彼此开怀的笑声中，其实我深知，我心里的这份阳光正是那个青年带来的。精神分析说到底其实是门建立在内省上的学问，你在为别人提供心理援助的同时，也无异于是在为自己疗伤。心理分析师开给患者的灵丹妙药，用罗兰·巴特的话说，就是一些“剩余的能指”，而这些“剩余的能指”同样可以弥补分析师本人在人格成长中的缺失。弗洛伊德在那个青年人的人格成长中，实际上充当了精神教父的角色。

但我同时也为那个青年感到痛惜，因为他正在极度的失望中大把大把地虚掷光阴，他不再关心学术，也不再认真看书，一门心思要做个快快乐乐的人。他学跳舞，从初级学到高级，最后竟然学会了“国标”……可不久他就跳腻了，又开始玩摄影，玩相机……

我是理解他的，他是个独子，从小就被圈在了家里，很少有机会和同龄的小朋友来往。他一岁半时就已认识几十个字了，知识上的早期教育无疑是成功的，但性格方面的培养却问题多多。他不会玩，也不大懂得交往，在社会化过程中有障碍……文学，学术，其实都只不过是他逃避现实的避难所。现在他终于破解了来自童年生活的魔咒，他要补偿曾经失去的一切……

这一时期的我还是快乐的，我已基本摆脱了童年的阴影，性格也越来越开朗，朋友越来越多。此时的学术环境也已经开放了，知识界有关人文精神的大讨论正热火朝天，相关的话题还有“学术规范”什么的……不过这些对我都已快成耳边风了，我最关心的，是照相机，是徕卡、康太时，是尼康、佳能……我最爱去的地方也不再是书店，而是摄影器材店了。我在电视台的一个系列节目里，讲过一个多月的照相机器材知识，认识了一大帮摄影人，甚至还给一家专营摄影器材的大公司当过兼职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