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之外的思考——《和谐·人物·话语》
2008-9-16 11:25:12 藏 策 

  
      翻开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最让人久久难以忘却的，就是那些带有各自时代烙印的人物形象。人是其历史的产物。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的核心观念、思维方式乃至人生诉求，也自然是有所不同的。这在与现实社会息息相关的文学创作中，主要地表现在话语方式与人物形象方面，换言之，新的历史时期，在文学创作中会出现某种新的话语方式，并以此建构出新的人物形象来。
      传统的现实主义特别强调文学是对现实社会的反映，至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则认为是对现实人物的“典型化”。但站在已经历了“语言学转向”的今天来看，文学与现实，绝非如镜子照物那般简单，因为语言是不透明的。而以现代语言学的视角考察，其实无论是现实，还是文学，都不可能超越语言的疆界。现实社会本身就是文本化了的，是由来自不同的社会集团、不同的媒介载体、不同的言说方式的各类话语所共同构成的。文本社会学理论将代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的特定话语，名之为“社会方言”，亦即不再将所谓“社会”看做是某种本质主义的，非语言的，对象化了的存在，而是将其视为是由各种代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社会方言”所共同组成的巨大的话语集成。其间人文话语、官方话语、商务话语、政治话语、专业话语、民间话语、网络话语乃至江湖话语……多到数不胜数……它们之间或各自独白或彼此对话，或和谐共存或冲突对抗……或声音，或文本，或图像，或视频……或电视，或纸媒，或网络，或智能手机甚或街头涂鸦……真的是多音共鸣，交相呼应，无始无终，无远弗界……
      而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亦是话语构成的。作为小说故事的“参动者”，按法国符号学家朱莉娅•克里斯特娃的理论，参动者即他所承担的话语，或者说，因为该话语他才获得小说中的地位。
和谐在文学中的体现，实际上就是不同“社会方言”之间话语的和谐。这并不是要掩盖社会矛盾或回避现实问题，而是调整不同“社会方言”间的语义关系，增加其沟通与对话的可能性，使之得以“多音共鸣”，从而减少“独白”与对抗，避免以往那种二元对立式的互不调和的思维方式。
      米歇尔•佩舍曾说过：“一切阶级斗争往往都可以概括为拥护一个词、反对一个词的斗争。”诚哉斯言。
      简单回顾一下中国当代文学的话语流变，便能清晰地发现那些来自不同历史语境之下的语义冲突与对立。比如，在以朱老钟为代表的一系列人物的背后，是以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这样的基本语 义对立为基础的，故事冲突亦由此而展开。在文革时期的文学里，语义冲突的中心则为造反派/走资派这样一种虚幻的能指的对立。改革文学的深层语义对立为改革者/保守派，其二元对立的双方已 由敌/我关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缓解为某种道德层面上的冲突了。再到后来，“先锋文学”、“新写实”等多彩纷呈，文学写作日趋多元化、商业化，其语义选择也随之日益多义化了。然而，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进程中，虽然那些旧的，主要是缘自不同观念的矛盾冲突，逐渐地淡化了，但一些新的，更加现实的迫在眉睫的社会矛盾，却又凸显了出来。如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加大等等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倡导和谐社会的前提和语境。在此语境中，对于这些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采取怎样的语义选择，实际上已成为建构和谐社会文化的一个首要问题。今天的某些文学作品，仍固守于传统道德层面上的善恶二元论式的语义模式，不是把富人统统想象成为富不仁的坏蛋，就是又把有产者视为优雅浪漫的天使，而把民工、无业人员等社会底层，归入小偷、劫匪、诈骗犯的行列……
      另一些更为深刻的小说，则采取了非二元对立式的语义选择，对于不同性质的“社会方言”，所进行的是富于弹性与亲合力的“对话”，而不是僵化教条的“独白”。杨少衡有篇小说叫《林老板的枪》，就很有些新意。小说讲新任县长徐启维上任之初就遇上个大难题：本县商界头面人物林老板私下藏了支枪，动不动还拿出来示威似地放上一梭子。林老板是“社皮子”（小痞子）出身，为人极其狡诈。他不仅财大气粗而且手眼通天，根本就没把徐启维这个小县长放在眼里。在并购县机械厂等问题上，他处处戏弄徐启维，企图把这个小县长玩弄于自己的股掌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