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之外的思考——《和谐·人物·话语》
2008-9-16 11:25:12 藏 策 

“枪”，这个在中国语境中略显刺眼的词语，构成了展开小说故事的基本语义对立：藏枪（违法）/交枪（合法）。小说始终围绕着“枪”这一法律维度推进，而没有向以往的某些小说那样，把这一矛盾冲突上升到道德的维度，从而成为善/恶的二元对立。小说的叙述者告诉读者：“林奉成和他的企业对本地经济发展是有贡献的。这是徐启维得出的结论。”
徐启维是一个由新的话语方式构成的新的基层干部形象，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出了一种新的政治智慧。面对林老板所代表的江湖话语和商业话语，他既不丧失自身的话语立场（官商结合），又不僵化地固守于政治教条而拒人于千里之外，而是以一种实事求是的灵活而机智的姿态，与异己的“社会方言”展开了积极主动的“对话”。在这种“对话”中，既有着容忍不同声音多元共存和谐相处的胸襟，又有着严守法律底线的不苟精神。
       徐启维与林老板的“对话”，是通过“菜豆事件”和“嫖娼风波”来进行的。对话的结果，不是以往善/恶二元对立意义上的一方战胜另一方，而是“彼此终于加深了了解，形成了一些概念，因而渐趋和谐，互相温暖起来。”当然，林老板的“枪”最终还是被“缴”了。更为有趣的是，林老板的“枪”在小说中，不仅是展开故事的焦点，而且构成了一个富有寓意的隐喻系统。林老板是个半江湖半商圈的草莽人物，酒色财气样样齐全。他不仅在自己的企业里包养着“秘书”宋惠云，而且还要在外面找“三陪”打野食儿。有关“枪”的性联想，就是最先由宋惠云暗示出来的。当徐启维问宋惠云：“你们林总那支枪怎么样？” 宋惠云竟抗议道：“县长是性骚扰吗？”……如此一来，看似与“枪”无关的“嫖娼风波”，在语义的深层，也成了“枪”惹的祸。而最终林老板的“枪”被缴，小说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协议签字后县城里流传一个笑话，说活该林菜豆骂娘，人家不是只剩一条裤衩，是裤衩里只剩一丛乱毛加两个蛋，他那支枪已经没了，不知去向。”这实际上是在巧妙地暗示着，林老板以往违法违规的劣迹，也已经得到收敛了。
       像林老板这样“社皮子”出身的爆发户，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生成的。随着社会的进步与规范，他们也有一个从混迹江湖到自我规范的过程。对于这些既不符合传统道德规范，又介乎于以往的善恶标准之间的人群，小说中也有着另一种代表着传统“独白”性僵硬教条的声音：“来者说，有人反映宋惠云是林奉成的姘头，在老家兰州是无业人员，到本县谋生后，曾在省城当坐台小姐。据说她根本不是什么大学生，她有张大学文凭，是假的，买的。……”对此，徐启维的态度则非常开明：“不管说谁有违法行为，……没有确凿证据就不能随便认定。这个宋惠云是否上过大学会不会那么重要？林奉成自己好象初中都没有毕业，这不影响他当奉成集团的老板，不影响他办民营企业，挣大钱并在市工商联挂副会长。……宋惠云在本县没有犯罪记录……除了自己企业的工作，对县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求办理的事项也都比较认真。总的说起的是一种积极作用。……林奉成这样的老板可以有钱，也可以有女人，但是不能有枪。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原则问题。”
很显然，两种声音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一个是传统的道德层面的，一个是现代的法制层面的；一个是“独白”的僵化的和排他的，一个是“对话”的弹性的和包容的。徐启维正是由这种新的话语方式塑造从来的新形象，其对于探讨建构和谐的社会文化是富有启发性的。
       当然，文学的题材是广阔的，人物更是丰富的，绝不限于社会政治类小说一种。但建构和谐文化的话语规则却是共通的普遍的，那就是尽量去消解那些二元对立式的话语死结，容许那些不同的乃至异己的“社会方言”多元共存，并呈一种和谐共处相互沟通彼此对话的融洽状态。文学是什么？我以为文学其实就是对语言的一种特殊的编码方式，使语言的能指价值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凸显。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就因为其话语是多义的，张力的，排斥僵化的。文学本身就应该是和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