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至此，让我们再回到李江树的《谁是文明的主人》一文。

    我以为李的这篇文章，就如同他那篇《有狼的风景》一样，都表现出了一种对新理论新观点一如既往的热情和探寻。这一点在中国当今的摄影界，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是值得发扬光大的。但由于他的诗人气质，又往往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诗意化、情绪化。通观《谁是文明的主人》一文，其基本观点应该说没有什么站不住脚的地方，只是太情绪化和太绝对化了。

    李说《国家地理》貌似“科学”、“客观”的拍摄工作，是“置不发达国家人民的民族情感与自尊于不顾，他们盗用第三世界原住民的历史、神话、传说和现在仍保留的古老习俗，他们掠夺了原住民的“自我阐释权”，并把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一切写进自己的书里，拍到自己的镜头之中。而这种主导文化对土著文化的攫取是经过篡改和歪曲的。”这是种典型的后殖民主义观点。这说法倒也没什么不对，但我觉得还是过于笼统过于简单了。我们对于“生活在美洲的印第安人，生活在非洲、亚洲、澳大利亚的土著”，老实说并没有真正的深切的了解，有关他们的一些知识，不是来自“盗用”了“第三世界原住民的历史、神话、传说和现在仍保留的古老习俗”的西方殖民者们的介绍和宣传，就是来自同样是属于西方的后殖民主义话语。（相信李先生大概也和我一样，从没到第三世界的丛林、沼泽里与“原住民”们生活过吧？）如此一来，这种依样画葫芦似的后殖民主义论述，虽然是“政治上正确”的，但却容易流于空泛，很难再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如果说“西方”对于“第三世界原住民的历史、神话、传说”所进行的，是一种对于“他者的想象”的话，那么我们的议论就难保不是一种对“他者的想象”的想象。

    同样生活在第三世界的我们，其实更应该关注发生在自己这里的事情。但一经考察，情况往往要比想象的复杂得多。比如布勒松、马克·里布等西方人就都拍摄过中国——我在《摄影·批评·文化研究》里曾讲：与其说马克·里布是在“纪”中国之“实”，还不如说是在进行一个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这是事实，但我们若说布勒松、马克·里布们是“置”中国人民的“民族情感与自尊于不顾”，“盗用”中国“原住民的历史、神话、传说和现在仍保留的古老习俗”，“掠夺了原住民的‘自我阐释权’”，则不是事实了。由此可见，即便同是第三世界，其间的“差异”也是非常大的，不可一概论之。

    马克·里布90年代在北京举办的影展，我是看了的，有一些50-60年代拍摄的图片尤其令我驻足。如工厂烟囱里的滚滚黑烟、大学里带着口罩的舞会、巨幅标语牌下背道而驰的人……这些固然是西方意识形态对于中国（政治的、异国情调的）的某种编码方式，或许也存在着“掠夺”“自我阐释权”的问题，但那究竟“掠夺”的是谁的“自我阐释权”呢？是我们这些“原住民”的吗？显然不是。在那个时代，“原住民”们除了开会、学习、背语录，还拥有他们自己的“自我阐释权”吗？我想这个问题，对于每个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原住民”来说，都应该比我更清楚。

    至于张承志的《找到的眼神使你战栗》一文，读了以后还真让我“战栗”了一把，不过那倒不是因为美国秃顶摄影师的尼康F16（莫名其妙，真有这型号的相机，我说不定更会“战栗”），而是我从那“眼神”读出了更多的东西。我非常理解身为“穆斯林”的张承志，对于美帝国主义的仇恨以及对阿富汗兄弟由衷的同情。我也非常同意他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