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谁是文明的主人》及其论争之我见 2009-4-6 10:57:39 藏 策
”与早期的殖民主义者不同,现在的“西方”,是通过把夹带着西方意识形态编码,但却以现代、科学、知识、文化等面目出现的话语形式,输送给第三世界,从而维系其话语权力,并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与之相适应的“殖民化主体”的。……
所有的这些观点,在理论上无疑地都具有极大的洞见性和批判性,而对于我们这些身处第三世界的本土知识分子而言,尤为重要。然而我们同时也应看到,后殖民主义理论还有很多盲点,如果不加分析地拿来套用,就会造成混乱。对于这一点,我们中国的本土知识分子更应注意。
首先,相对于“西方”而言,“第三世界”或曰“东方”、“非西方”其实也并非是一个具有统一性的整体,其间的“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所援引的殖民化模式,主要是就阿拉伯、印度和非洲而言的。赛义德所批判的“东方学”,其指称的“东方”,也是以阿拉伯世界为关注焦点的“东方”。当然,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被西方列强瓜分的惨痛经历,这固然与其他第三世界民族相类似,但其“差异”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中国从未像印度等国家那样,彻底地被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充其量也不过是“半殖民地”而已。再如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虽然有西方“船坚炮利”的因素在内,但却并非是中国人在西方的威逼之下被动地接受,相反地倒是一种主动地寻求,是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事实证明,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这种主动的学习,不仅没有被西方所奴化,相反地倒从传统的奴性人格中走了出来,站到了“反帝反封建”的第一线。否则也就不会有五四运动了。如果无视这些具体的史实,而一味以后殖民主义理论加以曲解的话,自晚清——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化史,势必就成为了西方对中国的“文化殖民史”,胡适的“整理国故”则可视为是“对本土历史的消声”了。至于鲁迅,也自然成了“殖民文化”的“旗手”了……这显然是十分荒谬的。
另外,后殖民主义理论还有一处“致命伤”,那就是没有把中心/边缘、压迫/对抗的关系,放到实际的社会政治文化结构和压迫的关系中去考察。
虽然身在西方或非西方的人们,都同样地面对着西方文化的控制性影响,但或直接或间接,其紧迫性是不同的。尽管身在西方的非西方人和第三世界社会中的人们,有着同样的第三世界的背景,但却因为具体社会中特定的压迫性结构不同,从而具有不同的感受和对抗策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旅美华人学者徐贲先生在《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一书中说“在第一世界社会中,由于公民社会的基本保障,一些后殖民主义批评家往往把批判重点放在如何通过揭露现存的公民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和实际不平等性来推动它的完善。这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他们身处一个公民社会尚受国家机器控制、尚未完全建立的环境之中,难道建立公民社会不比完善它来得更迫切吗?难道为公民社会申辩不比对它的批判更重要吗?此时此地,对公民社会这个观念的批判不仅不能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而且会使之更为困难。”——此话一语中的。其实,无论是后现代理论还是后殖民理论,都是以保存人的基本自由为前提的,如果国家政治无限度地侵蚀了公民个人的生存空间,强制人们成为国家社会机器上的螺丝钉。那么,用利奥塔的话说就是:“我们就义不容辞地必须干预”。事实上,有的后殖民主义者如赛义德,也确实是这样做的。赛义德并不因批判“西方”就从而遮蔽了对本民族内部的权力关系及民族主义的批判,包括对阿拉法特的严厉批评。他说:“我一直对洋洋自得、毫无批判意识的民族主义持激烈的批评态度。……直到今天,我对巴勒斯坦的看法一直与在《巴勒斯坦问题》中所形成的看法相同:我表达了对存在于民族主义中的偏执的本土主义和好斗的军国主义倾向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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