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我们留下了历史
2009-4-6 11:12:59 鲍 昆 

回英国一年后，汤姆森再次产生了重返东方的冲动。1867年7月，他又回到新加坡，后在西贡（胡志明市）短暂停留，最后于1868年定居在香港，并在接下来的4年里拍摄中国人和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

       汤姆森在中国各地旅行，足迹从香港、广东，到北京和上海，以及北方的长城和华中的中原地区。从1870年至1871年，他访问了福州地区，与美国新教传教士牧师贾斯特斯·杜利特尔乘船旅行了闽江，然后到了厦门和汕头。1871年4月初，他与传教士詹姆斯·莱德劳·马克斯韦尔博士在高雄登陆，考察了台湾岛。离开台湾后，汤姆森又返回大陆，在接下来的3个月旅行长江，到过湖北和四川，直到1872年返回英国。

       汤姆森在中国的旅行，是很艰难的，因为他都是深入内陆几乎无人居住的遥远地区。他遇到的大多数人，从未见过西方人和照相机。他的探险也特别具有挑战性，因为他必须携带庞大的木制相机，和许多大而且脆弱的玻璃器皿与具有潜在爆炸性的化学药品。他拍摄的对象极其复杂，底片都是临时制作，而且往往不得不凑合，因为化学品很难获得。他的题材多样而且宽泛：从卑微的乞丐到街头的游民到皇家贵胄；从偏远的寺庙到帝王的宫殿；从纯朴的农村到壮丽的风景。

汤姆森于1872年返回英国，定居在伦敦，除了1878年最后一次出游摄影塞浦路斯之外，汤姆逊再也没有离开过伦敦。在后来的岁月里，他继续发表演讲和出版，介绍他的亚洲经历。他最初发表作品是在杂志上，之后出版了一系列带有丰富摄影照片的大型图文书籍。他写了大量关于摄影，关于媒体报道摄影的文章，还在1876年翻译和编辑了法国人加斯顿·蒂桑迪埃（Gaston Tissandier，1843-1899)）的《历史与摄影手册》一书，这本书后来成为一个标准的参考读物。

       在1866年返回伦敦时，汤姆逊在皇家地理学会认识了激进的新闻记者和作家阿道芬·史密斯。从1876年至1877年，他们共同合作了摄影项目《伦敦的街头生活》。他们以记录照片和文字结合的方式反映伦敦街头的民众生活，同时也建立了早期社会纪实摄影类型的拍摄风格。1878年，这些成果以图文书形式出版。

1910年，他从他的商业工作室退休，汤姆森余生的大部分时间居住在爱丁堡，他继续为皇家地理学会撰写如何使用摄影的文章。1921年10月他死于心脏病，享年八十四岁。

       为了表彰他的工作，在1921年他去世时，皇家地理学会将非洲乞力马扎罗山高峰的某处命名为"汤姆森点"。

       汤姆森的亚洲游历和摄影让它成为19世纪西方重要的人物。他的摄影尤其成为人类现代史上无比重要的历史文献。在他的整个冒险和摄影生涯中，中国的分量是最大的。他关于中国的书就出版了五本，以1874年出版的《中国和中国人》与1898年出版的《镜头前的中国》最为重要。今天我们阅览这些宝贵的影像，可以看出汤姆森高超的摄影技艺和相机取景框后面他那双充满感觉的眼睛。汤姆森当时肯定为了生计也拍摄那些地标性的文化景观，比如人人都会感兴趣的楼阁庙宇，甚至在西方人看起来非常奇怪的贞节牌坊，但他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摄影师，他具有非常宽广的其它学科视野。在他的中国照片中，最为珍贵的还是那些记录普通民众生活的场景和人物。他对妇女和街头引车卖浆者的偏爱，说明他具有文化人类学的眼光。我们在这些照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清同治年间中国社会的生活形态，那些服饰、器物、居所，甚至人的表情。比如在一些照片中，我们可以知道那时殷实人家已经安装玻璃窗门，让我们对那时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一个真切直观的了解。因为这样的生活变化很可能不会在文献中记录。那些寺庙中面庞丰腴的僧侣，让我们知道宗教在当时非常发达，能让出家人远离"苦行"的折磨，甚至可能是一个肥美的"职业"。汤姆森对街头人物活动的拍摄，显示了他深受欧洲风俗绘画的影响，这些照片近乎完美，像在庭院中小贩卖水果和手艺人为人修脚的情节，都说明他在理解和掌控摄影瞬间方面的高超水平。他没有像一般西方人到中国后将主要的视觉兴趣点局限在浅薄的猎奇上，在他的中国摄影中，很少出现那些砍头酷刑类的血腥镜头，绝大多数都轻轻传达着他对世俗生活温情善意的眼光，说明他对他所见到的中国怀有敬意。汤姆森大部分的照片按现在的划分都属于"大画幅"，所以也决定了他在拍摄和观察之时的细致和安静。有趣的是，他那时好像已经使用立体照相机，因为一些并置的同瞬间场景照片有着明显的位差。这说明他的许多工作其实是商业性的，虽然在他所著作的书中并未有相关的记述。他对王公贵族们的摄影基本都是商业肖像的套路，也说明他当时可能会以此获取他在中国游历的费用。他在后来的回忆中明确说中国人喜欢自己的肖像是端正和光线均匀的，可见他对中国人文化心理理解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