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文骏称，1949年后，父亲的拍摄非常注重新旧社会的对比，他是热情地讴歌新中国的成就。“庄学本在负责画集出版的领导工作期间，尽管比较繁忙，但他不忘进行摄影创作，多次到内蒙古、广西、四川、延边等地进行采访。”马鼐辉先生在回忆文章中也说，1962年，庄学本重访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报道了彝族人民生活上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他报道的主人公正是30年前他曾拍摄过的奴隶。这种强烈对比的报道，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党的民族政策所取得的成就。

　　马鼐辉是1951年从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国家民委参事室画刊组，跟随画刊组组长庄学本学习摄影。在1950-1952年期间，庄学本随中央访问团到了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和内蒙古、东北等民族地区，马鼐辉一同前行，“他背着用了十多年的禄来福莱克斯和蔡司伊康泰A型两部相机，忙碌于中央民族访问团的各项活动中。他还常常在访问团活动的间隙，不辞辛苦，独自到少数民族村寨或蒙古包中拍摄少数民族生活照片。”

　　1953年，马鼐辉随庄学本赴刚刚建立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地区采访，在当时延边交通不便，很多地方靠乘马车或步行才能到达。马鼐辉尽管比马学本年轻许多，但只要是步行，总是跟不上庄公那在康藏高原练就的一双腿。“他矫健而耐劳，为了一个镜头不畏山高路远，辗转跋涉直到拍得满意为止。白天采访完毕，夜晚他就利用抽屉、雨衣作‘暗房’冲洗胶卷，第二天一张张挑选，写说明，遇到重要题材觉得拍得不满意，他宁可再去设法补拍，从不草率。”

　　在庄文骏印象中，父亲的身体也是很健康硬朗，不过，在遣返原籍没多久，他就在上海浦东老家中风瘫痪，庄文骏说，回到老家后，父亲的心情很不舒畅，他每年在元旦和国庆社论发表后给周总理写信，不过信件并没有到达总理手中。庄学本写给周恩来的信，现存仅一封，写于1972年11月14日。在信中，庄学本称自己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太少，世界观需要努力改造。他提出了简单节约的“散放饲养”法和成群活捕的“猎网捕麝法”，希望使我国的麝香生产能够提高科技含量，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庄文骏说，父亲再也没机会碰相机，在文革期间，他将家中私有财产约六千元、祖遗产屋五间及历年摄影作品几千张悉数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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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学本一直希望能够办一次个展，至死都未能遂愿。《中国摄影》前主编袁毅平回忆，在1957年的第4期《中国摄影》上，还刊登过庄学本的4幅作品，并作了他的个展预告。马鼐辉也记得，1956年，在民委副主任、民族出版社社长萨空了的支持下，庄学本开始筹备个人的摄影展览，他经常在夜晚亲自放大照片，重新装裱了100多张作品，遗憾的是，因为时代原因，影展没能如愿进行。

　　“庄先生在20世纪30、40年代拍摄了大量作品，后来他都一本本贴成照片册，用工整的楷体字书写说明和背景材料，底片也都编号插入腊纸口袋，这些珍贵的摄影作品，他很少拿出来炫耀。”马鼐辉是当时看过这些作品的极少数人之一，这一部分装有底片的腊纸口袋，也被庄文骏保存至今。直到2005年连州摄影节上，这批照片才被冲洗出来，并得以进行展出。

　　“父亲一生历尽千辛万苦拍摄的上万幅西部少数民族的影视作品、人文资料‘十年浩劫’中已损失过半，仅存部分现保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文化宫、民族画报社、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等处。”庄文骏说，尽管他无法研究他的艺术价值，但他不希望作为商品买卖父亲的作品。“我欢迎学者来研究，这是我在替父亲回馈社会”，庄文骏先生在对外赠书时，会写上“代父赠书”的字样。

　　庄文骏说，他的原则是，父亲的图片绝对不挂到画廊里出售，“我在休斯敦办完展览后的前一个晚上，我为了防止出现意外，我给主办方留了书面的文字，我感谢他们花了那么大的精力做巡回展览，为了表示感谢，我送给他们一张图片，但是，我很明确地告诉他们，我不愿意他进画廊作为商品出售。”在此期间，他回绝了所有上门的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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