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全面地展示庄学本的艺术成就和人类学价值，办回顾展，在李媚看来，是最为合适的方式，广东美术馆的“庄学本特展”就是李媚游说的结果，“李媚向我推荐过几次，我在2005年首届连州摄影节上，也看到了庄学本的图像，很震撼。”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璜生认为，庄学本是一位不应该忽略的摄影大家，他们要通过寻找这位被历史尘埃淹没的摄影师来“重现出历史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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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媚发现庄学本的过程，实际也是在化解她心中的疑虑。当她寻找中国在世界摄影史上的痕迹时，看到的是一串外国人的名字，李媚想知道，“五十年前的中国摄影家在哪里，他们在干什么？”———“我终于发现了庄学本！”庄学本的照片让她第一次看到那个年代少数民族的精神面貌，看到了人的丰富，看到了优雅、美丽和尊严，庄学本为中国少数民族史留下了一份可信度高的视觉档案与调查报告。

　　从庄文骏于1981年9月写的一份“庄学本传略”中，李媚得知，庄学本1909年出生于上海的郊区农村，在15岁的时候，在上海寻源学塾读了二年旧制中学，因交不起学费辍学，16岁在上海几家公司当实习生。决定他这一生的行为是：1930年春，“参加了由五个知识青年组成的‘全国步行团’，从上海北上，口号是‘凭我两条腿，行遍全国路，百闻不如一见，前进！前进！前进！”庄学本一路进行社会考察，访问陶行知等文教界知名人士，到北京后因直奉战起而被迫返回。虽然这次行动因时局不稳，到了北京之后而未能如愿，但是行程中的见识和经历，对于他的影响却是根本性的。“那次步行团后，我们有理由想见，‘在路上’成为他的生活选择”。

　　“父亲在当时是抱着‘国家兴旺匹夫有责’的梦想，和当时的青年人一样，他期望以自己的行动报效国家。”庄文骏这样解释父亲的“边区情结”，“1934年，父亲就带着当职员积攒的二、三百元和两个相机就上路了，仅初二学历的他，自学了摄影，在当时是一位极其活跃的摄影发烧友。”庄文骏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在家中发现了1928年刊行的摄影杂志，并盖有庄学本的印章，庄文骏断定，父亲西行前，至少已经有了六年的技术积累。

　　庄学本以《良友》画报、《中华》画报和上海《申报》特约记者的身份，随专使行署进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到成都后，因为专使不允而使入藏计划落空，后来，他请南京的朋友在蒙藏委员会办了一张去果洛的旅行护照，证件上用了“开发西北协会调查西北专员”的名义。边地富于冒险而神秘的想象，对于一个城市青年的吸引力应该是巨大的。庄学本在他的《羌戎考察记》里写到：“我觉得险地一定多奇事，多趣事，有研究的价值，有一探的必要。而‘开发西北’是‘失掉东北’后指示青年动向的坐标，并不是空喊口号，要开发整个西北，必先明了这个关系重大的腹地。”

　　李媚在翻看庄学本的照片时也发现，“庄学本的图片有一种摄影人梦想中的境界：自我的消失。我很难想象当那些人们与他双目相对的时候，他们是怎样超越了眼前陌生的照相机和这个汉地男人，表现出自己的？”

　　“父亲为人憨厚，待人诚恳，并不难取得了当地人的信任”。据庄文骏介绍，“当时人们对拍照片根本没有兴致。父亲每拍摄了一个人，就在当天晚上冲洗出来，第二天再派人送到被摄者手中。这样一来二去，父亲与被摄者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父亲免费拍照并赠送照片的消息在当地也传开了，人们的兴趣也变大了。慢慢的，一天上百个人的来找父亲给自己拍照。白天摄影，晚上就在桌子下面围成的‘土暗房’里冲洗，并认真地逐张书写说明文字。”为了和当地人打成一片，庄学本买了帐篷跟藏民住在一起。1934年9月在西藏俄洛，土司夫人那贞汪姆专门为他搭了一个红帐篷，给他做暗房，这在当时是最高的待遇，当地人都来看，挤满帐内，伸手不见五指也不肯离去。庄学本为给他们照相“几乎应接不暇。但我不能推辞，直到把百余张底片照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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