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彝区昭觉城内，他则带了一台留声机，“夷人初听唱片，以为机中有鬼，因此天天有数百人进城参观，看了惊奇赞叹，我也就有充分的机会和他们照相或访问。彼此渐渐厮混熟了。”

　　庄学本的摄影考察从一开始就专注于那些“白地”(地图没有之地)，他的目光从社会组织、生产方式、贸易到自然生态、文化、宗教、习俗等，几乎囊括了整个社会形态，当他拍摄一个人的肖像时，他会同时拍摄正面、侧面、背面，显然，他是对一个民族从人种到服饰进行记录。“庄学本的照片一扫以往西方摄影师对东方人的呆板和漠然形象，人物生动，笑容满面，画面充满动感”。

　　作家阿来在2007年出版的《羌戎考察记》一书序言中也感叹，“对我而言，庄学本先生留下的文字，生动地描述了我故乡的过去，我是在一本书中游历故乡”。

　　庄文骏介绍说，“从1934年至1944年这10年间，父亲用镜头‘探测’了四川果洛草原等少数民族地区，拍下了5000多幅西部少数民族风情老照片。这些照片形象地反映了60多年前当地的民族风情、风光、独特的社会结构。”《良友》画报在1940年9月号就推出了由特邀记者庄学本拍摄和撰写的“新西康专号”。《良友》画报的稿酬成为支撑家用的主要经济来源，遗憾的是，有着庄学本作品的《良友》画报图片库的几万图片却不知遗落何处。

　　庄学本在当时已积累了一定的名气，国民党政府护送班禅回藏专使行署聘用了庄学本为摄影师，受中央研究院和中山文化教育馆委托，庄学本进行少数民族体质测量、收集少数民族文物标本。而在此期间，庄学本在1938-1941年期间考察了西康的藏、彝、苗、僳、纳西等少数民族地区，并于1941年举办了“西康影展”，以真实的形象介绍了西康的山川、地理、民族、物产，吸引观众二十万余人次，其中有国民党高官如孙科、于右任、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等。据庄学本在《筹办西康影展经过》一文记载，“总计影展材料的搜集占23县，费时3年。举行影展的都市3个(重庆，成都，雅安)，会场8处，陈列9次，展览37天，观众约20万(重庆10万，成都10万，雅安8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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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康影展被称之为“中国摄影史上不应遗忘的历史事件”，不过，对于到场人数到底是多少？20万的数字是否有夸大成分，庄文骏对此拿不定主意，以致不少文章中也出现了“参观人数是10万”的数据。庄文骏说，这是他的“有意而为”。“经历了文革，我习惯将数据往小里说。”不过，庄文骏在后来的资料中，证实了“20万”的数字是属实的，“在1941年2月到5月，重庆新民报、重庆大公报、成都中央日报、成都中国日报等十数家报刊杂志还报道了西康影展。”

　　庄文骏的谨慎是有原因的。1949年之后，庄学本继续拍摄的时间不到六年，他就再也没有机会握起相机外出拍摄。1965年4月8日，身任《民族画报》编辑部副主任的庄学本和他的妻子被以“开除公职，清洗回乡，自谋生计”的处分，被迫离开北京，回到上海浦东的老家。

　　“庄学本在单位谨慎入微，如履薄冰，除工作以外，与同志们的交往少了许多，即便如此，在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补课中，庄学本还是厄运难逃，遭到他一生中致命的一击”。据庄学本在民族画报的同事马鼐辉先生回忆，“1953年‘三反五反’运动时期，庄学本作为一只‘老虎’接受审查，查他什么？我不知道，但我被指定为看守这只‘老虎’的人。我是看守‘老虎’的，‘老虎’却出资要我买些吃的东西，回来一起享用，我当时可以感到庄公在平静中显示着内心极大的忐忑。”

　　实际上，庄学本在1949年开始了明显的转变。李媚也注意到，庄学本尽管拍摄目标没有改变，他依然重点拍摄肖像照，还会利用在《民族画报》外出采访的机会，到各地开展考察，但是，他的拍摄的改变也非常明显，“他不再是完全个人的拍摄，而是根据政治的需要开始做选题，他的照片变得很阳光，高歌猛进，意气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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