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那时候，新华社为欧美图片社提供关于中国的专题报道。作为编辑，我正在摸索中，对于报道摄影也许仅限于皮毛。

钱：我们在新华社的招待所谈了很多，你叮嘱我千万不要居高临下，一定要用平常心，“你就是一个普通人，用平和的眼光、平静的心去观察，从小角度进入。一定要小。真实记录，然后提炼。精神放松、、、、、。”我走了以后，你又写信给我，信我现在还存着。你说：“我了解你，你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干什么都能干好。相信你这次一定能唱出最美的歌！”信里你再次告诉我：不要带任何包袱，用平常的眼光看老百姓的生活，尊重拍摄对象，不要干扰他们。这次你不仅是个摄影记者，一定要深进去，提炼生活状态。找到改革开放农民身上微弱的变化，找到传统与现代的交叉点。

陈：我还让你不要受任何人的影响，把自己以前的拍摄方法放弃掉，就拍你眼中的峨庄。后来那组报道就叫《我眼中的峨庄》。

钱：没有开始拍摄时，我茫然彷徨。

进了村，我骑辆破自行车，每天早出晚归。峨庄不知道转了多少遍。我记得拍了整整15天。按着你们说的去安静地拍。一旦静下心，把自己融进去，就发现了原来没有发现过的东西太多了，有感而发的画面也就出来了-----

“新媳妇推着几百年的磨”，我在旁边看着拍着；“山尖上的学校”，我一上午和孩子们一起上课、还跟着他们回家；“还没睡醒就得出工”，打着哈欠出工，那是平常根本见不到的；“山的皱折”，那张写满岁月的脸是今夕历史见证！我还用了两天时间一直跟踪一位90岁的老妇拍摄。这些日子，真像是把我放在一个真空的盒子里，安静观察四壁。我平常的浮躁在这个山庄一扫而光。

这是我摄影经历非常重要的一课，不瞒你说，后来又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我很感激这次经历。脑子开了窍，学会拍摄生活性的东西、微小的东西。也就是后来的“纪实”摄影。

陈：对摄影者来说，这样的拍摄是享受。比乱哄哄的拍摄要强许多。

钱：我把《聚焦在改革年代》看成我摄影的一个新起点，这半个月让我重新认识生活和摄影。拍摄时不想发稿，不想报纸，只需要发现。照片全拍黑白，在影调上力求达到高水准。

20天后，我带着150张放成八寸照片到了北京。心里还是没底啊！

陈：你的照片一打开，中国变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表现出来了，照片拍摄和制作都很精良。我们知道这个展览成功了，大家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

尤其是那张老人的面孔。在展览期间，很多观众在这张照片面前驻足多时，有的人还忍不住用手去触摸那张面孔。前几天我去你办公室，看到墙上挂着那张照片，仍然感到震撼。

那次状态那么好。15天就拿出一大组峨庄，还不是一张两张好，是整体，尤其是照片本身素质。说实话，后来我很少看到你那么震撼的照片，与内心那么接近的照片。

钱：没有那次拍摄就没有后来的我。

 

 

 

陈：那次对你们几个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么多人来帮助你，有一个很好的平台。你们四个回去准备照片，一大帮人在北京操作。

钱：记得除了杨绍明、还有王文澜、贺延光、许琢、王毅、陈炼一、成卫东、郭建设、你、、、、、

陈：那时的人很纯粹，根本没有汽车，就是一辆自行车，经常要去为这个展览开会、研究、看场地、跑各种展览所需用品。

钱：看起来是我们四个人的展览，实际上是整个新闻摄影界的事情。北京这么些人为这个展览出力献策。你们也许不知道你们的行为给所有的单打独干的摄影记者激励和启发。

陈：我们在展厅呆了好几天。因为那时没有什么工人帮我们干的概念，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自己干，打扫、装框、刷边、裁纸、挂照片，粗活细活全揽、、、、、、就在展览场地吃盒饭，喝凉水。

钱：风气太好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也很纯正。把人家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谁要不去就好象失去什么。不分京城还是外地，不管是“大家”还是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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