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凌宇：十年后，谁还记得他/她们？
2009-5-26 16:05:39  那日松博客

　　媒体宣传以“另类”“底层”“边缘”为卖点，学界评论的重点也往往强调“我们”知识分子对“她/他们”弱势人群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此类善意的论说无意中强调了社会区隔的成见，这些作品如老赵自己的界定，表现的是一个“灰社会”。它不是存在于各种权力中心之外的边缘，而是各种力量交汇的的场域。黑“江湖”和白“主流”看似恰逢对手却又相亲相爱，小姐们以卖身所得供养“保护人”，应付小混混的胡搅蛮缠，如果不巧警察“临幸”，办事之后还可能遭遇不给钱反遭殴打拘捕的惨境，不明确的地位让她们处处为难却无处伸冤。旧道德与新观念握手言和无所谓胜负，姑娘们回乡不会再遭遇白眼，父老沉默接受她们“对家乡经济建设所作的贡献”，羡慕的乡邻甚至央求把女儿带出去见见世面，改革开放前沿的价值观逐渐侵染了内地偏僻乡村。美好与丑恶的评判在此悬隔，小丽不忘带女儿到渣滓洞接受革命人生观教育，可官员们在权钱交易的时候是否会想起大会上自己口中“为人民”的堂皇说辞？另类、普通人、主流的界定逐渐模糊，老赵和阿V们被钱这道门槛挡在高级会所之外，后者隐身酒店不容窥视却熠熠生辉，即便如此光顾发廊的客人也是各色纷呈，从苦力、老板、文化人到警察、干部不等，让人啼笑皆非的是那些有身份、年龄长、“扣子扣到嗓子眼”的贵客完事之后还要教育小姐端正人生态度。

　　十年后经历种种视觉“震撼”的我们已经足以认清世界并不如看上去那么分明，黑白正邪常常不过是赤裸和隐蔽的代名词，幸或不幸的真相是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现实中。这些泥沙俱下的影像，颠覆了我们对改革、发展、正义、道德、爱情一厢情愿的想象，小姐和男友、子女、家乡、原住民、各种人群的关系勾连出一个复杂的社会网络，自以为清晰的纯洁与污秽、权力与金钱、主流与边缘、沿海和内地、传统和现代、上层与卑污的划界需要重新界定。主流社会的行为模式可能以夸张和变形的形态存在小姐生活中，她们看似背离常规的生活也许和主流的默许不谋而合，姑娘们笑贫不笑娼的信条大可将最后一个字替换为“贪污”“走私”“择校”等各种交易活动。阿V、小丽、纪明文和他的伙伴们是欲望/财富怪兽最底层基座上的生产者和承受者，影像使其赤裸而真实的存在得以显形。

　　《阿V》等几个重要文本在老赵往后的几本书中被反复改写，最大的变化之一是“浪人”老赵所占的比重逐渐缩小甚至消失，文字简化为干巴巴的社会学档案，读者光盯着照片上艳丽的女子不知所以。其实这样的“净化”大可不必，《另类人生》打动人心的恰恰在于老赵与小姐们在生存的相互体谅中达成的默契，在“体验”中“考察”，才能达到既“间离”又“深入”的效果。小姐们面对镜头如此坦然，恐怕不仅仅是摄影者和被摄者姿态的平等，甚至不只人格的平等，更是面对生存这条底线的平等。小姐出卖肉身换取金钱，老赵替她们拍照赚取报酬，说来都不过是待价而沽的卖主，也是随这个新兴城市应运而生的浪子浪女。他的镜头中不乏当地渔民相对恒定的生活，也有大量老北京老胡同的留影，可关注最多捕捉最到位的仍然是经济大潮涌动早期的的城市游民。

　　中国文人自古有书写妓女/穷人抒自家胸中之块垒的传统，可惜生活的真实面目容易被自恋的云团遮蔽，同情弱者的檄文不免沦为文人们自哀自伤的致幻剂。老赵的字里行间确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意味，不过他将这种情感呼应控制得恰到好处，不让主观的同情和怜悯压倒被摄主体自在的生活，画面和文字一样不升华、不诗意、不隐恶，将小姐和周围人的关系极具张力地统一到构图中，比如阿V兴高采烈地带着一队靠她养活的男人下馆子，李拐子和旧相好相见时两人的仰天欢笑，纪明文皱着眉头倚在村里那根贴满“特效包治”的电线杆前等等。而这份从生存根底产生的深刻的理解和尊重，也使他能捕捉到最能表现人物心理的微妙表情瞬间，在社会之上我们还能体会到“人”，老赵的沉浮和小姐际遇共同融合出一股厚实的人生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