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審八十年代中國攝影
2009-4-28 15:30:25  

[8]/趙利文代表作

趙利文約20000張八十年代西安市井生活照的新近被發現，震驚之餘，我以為簡直堪稱一部八十年代中國城市影像意義上的《清明上河圖》。他1985-1989連續四年堅持將鏡頭對準城市世俗生活的各個方面，執著專注於一個題材竟到如此地步，真可謂異常罕見，也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攝影照片的優劣標準雖非以數量論定，但放在八十年代當時中國攝影界的實際背景中去審視之後，我們就會理解與認識到----在大家皆很在意攝影膠捲、耗材乃至相關花費的八十年代，在大家皆以“藝術創作”的動機與心態面對攝影時，誰能在記錄與己無關的世俗民生上投入過如此大規模的拍攝？有誰？況且，趙利文的這些照片在取景、構圖、瞬間控制力等方面是具有樸素氣質的，攝影手法與主題內容相輔相成，絕未偏向為構圖而構圖的那種追求藝術或形式主義的拍攝意圖上去，這是有別於八十年代許多在影像構圖上求美求異者的。

[3]→特立獨行的沉靜觀看 

[9]/姜健代表作

姜健1986年便開始拍攝的鄉村農家《場景》，特立獨行，明顯有別於八十年代湧向中國貧瘠鄉村的無數采風之作。那時，湧向鄉村去拍照的攝影人皆很浮躁，拍回的照片也大都是社火、喜喪、集市之類的民俗生活與活動場景，再不就是玉米高粱、柴門草垛、牛羊雞狗、窮山惡水之類；很多人的拍攝意圖甚至皆放在追求取景、構圖等方面的“藝術”性上，並不注重思想內容。在一片紛紛攘攘的鄉村攝影洪流中，姜健獨具慧眼、沉靜入微的觀看，真可謂磐石凸露，他這種攝取靜態生存空間的視角與深意，是許多人都沒有看到和意識到的。《場景》對農家室內陳設的細緻觀照，亦如法國小說家福樓拜可以拿出幾千字的筆墨不厭其煩地去描寫窗臺上的一盆花，其目的當然不是為了描述事物的細節，而是引申折射出了事物背後與之相關聯的人文消息----物質的、精神的、歷史的、現時的、傳統的、時尚的、文化的、世俗的、家庭的、社會的……《場景》能引發讀者如此深入地進行理性思考，這是姜健的過人之處，此類作品也為九十年代乃至新世紀以來所風行的各種“環境紀實”提供了可借鑒的範本，並給予很多後來者以莫大啟示。

[10]/徐勇代表作

徐勇1989年拍攝的北京老城《胡同》，開了胡同題材專題拍攝的先河。不過，我不大同意以往某些評論家的觀點----以為《胡同》是徐勇出於城市現代化發展對傳統民居的圍剿蠶食而生發出的憂慮與惋惜以至留此存照的動機，儘管這種認識與評價已上升到了人文歷史觀與價值觀的高度。但事實上，我在《胡同》中所讀出的更多卻是一種充滿了隱喻的“心靈風景”，帶著斑駁歷史的滄桑心緒和抽身象外的平撫心境，這比以往評論家們所認識的方向更重要、也更有深意。在此我想提醒讀者注意的是：我們不能撇開當年的時代背景去看徐勇的《胡同》，當徐勇這種如此安靜的觀看是發生在一場轟轟烈烈之後，我們也就明白了他這組“心靈風景”中所包含著的更深沉的隱痛。照片上的實相雖然具體，但個中情境所散發出的蒼涼調性與味道，是能讀出攝影家的氣質與心緒的。《胡同》作為彼一時代情境下能夠平撫心靈創傷的一副鎮靜劑，不僅可以使徐勇重新回到平靜的日常景象中去梳理紛亂了的焦慮，也為風景表達個人置身於時代的心靈，開闢了一條自由之路。

[4]→予人性情感以心靈一擊 
是國內最早關注並拍攝精神病人題材的攝影家。他1989年所拍攝的《精神病人》，是文革後中國攝影家開始關注人性與精神裂變問題的重要作品。一直以來，理性社會對待非理性精神病人的立場與方式是標籤化與符號化的，而精神病人無論怎樣不可理喻，也皆被統治在理性社會的思維方式與規則之下，並強迫接受更多限制，甚至喪失了申訴的權利。是的，那些或因社會、或因家庭、或因政治、或因情感等問題導致精神分裂的“病人”原本是我們中間的一群，亦是人與人之間矛盾衝突或精神角鬥之後的崩潰者。而在八十年代的最後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