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与传播研讨会纪要２
2007-1-13 10:56:57  

二、关于社会问题的架构
　　对所谓社会问题的研究，最早是由美国芝加哥学派提倡、实践的，以前欧洲的古典社会学不重视这个问题，社会学就是研究社会现象，社会事实。到了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他们的前提是现实体制的正当性是肯定无疑的，均衡是必须保持的，秩序是必须维持的，如果发现某种因素是破坏这种秩序的，那这种因素就是一种社会病理，就应把它解决掉。这是美国全盛时期许多社会学家的一种思路。
　　现在我们这儿也有很多人一想到社会学，马上就想到研究社会问题，找出病灶，然后怎么解决它。这恐怕也是我们支配团体的一种愿望，认为社会学的用处就在于它能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好多社会问题。
　　但到底什么是社会问题？通常媒体可能会在报道社会事件或暴露社会阴暗面方面花一定的力气，有时看上去也不乏道德勇气。但其中就事论事的、或简单罗列原因一、二、三的较多，而立意提出异议、架构社会问题的却较少。
　　实际上社会问题的成立有一个架构的过程。有的社会事实、社会现象即使引人注目、被认为有点异常、甚至是社会阴暗面，但不一定就被社会认定为一种社会问题，有的则不然。实际上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问题的架构是不一样的。这里头涉及到社会成员如何提出异议，又涉及到异议者、知识权威、权力机构以及媒体等如何介入。社会问题是在各种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下被架构起来的。异议的提出，包含了一连串的问题，如到底要否定什么，为什么能够否定它，又为什么必须否定它。就是说，要否定它的正当性，揭示它的危害性，还要清楚自己想肯定什么。当然有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有角色意识的话，还会提出对策。而当异议被提出来后，社会问题的架构又有待于各种社会势力的介入。
　　前几个月《南方周末》等一些报纸提出中小学教师虐待学生的问题，报道了十几起，有图像也有文字报道，一些作家文人也参与了发言。但是很遗憾，后来偃旗息鼓，不了了之，似乎没有架构成什么社会问题。在我个人看来，原因在于知识权威没有真正介入，权力机构也没有介入。当时的媒体和作家文人们到底要否定什么？要将什么样的社会现象问题化？都不明确。我认为不是说中国的中小学教师这个社会群体应该被问题化，而是“羞辱”这一种社会行为本身在中国应该被看作一个很深刻的社会问题。
　　羞辱（以当众污辱人格为特征）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其正当性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历来是被承认的。美国有个社会学家在台湾调查研究儿童问题，他讲：他很惊讶地发现那里的学校普遍用羞辱这一种方式作为惩罚的手段，最最普遍的就是罚站，让孩子在众人的视线下产生羞耻感。
　　这次在媒体的炒作中，被问题化的主要是教师本身，照片里的老师像恶魔，但事实上据报道好多当事人的老师还是优秀教师，这说明他们一般是现行制度、规则的较认真的执行者。问题在社会的规则，在人们的观念深处，人们通常并没有将羞辱人、污辱人格这样的社会行为问题化，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以当众讥讽挖苦人、让人丢人现眼等等侮辱人格的方式来惩罚人，包括家长也会用羞脸的方法来让孩子记取教训。有些手段甚至被制度化。像脸上刺字，原本就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刑罚。
　　人们常提到文革中老师遭到学生羞辱的事，但应该想到，当这些学生小的时候，老师和其他大人们就是用这类方法惩罚他们的。社会行为都是学习来的，也只能是学习来的，孩子从小被羞辱，一旦他造反，他肯定以同样的方式惩罚人。既然这种方式一直是被正当化的，为什么他们不能用？我们在历史电影中看到大革命时期土豪劣绅被工农革命群众戴高帽子、游街，这被肯定为正当的革命行为，所以文革中“革命群众”让各种“敌人”戴高帽子游街，这一点也不奇怪。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被作为社会问题架构起来的话，是件深具意思的事，可惜没架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