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这样一批很具有代表性的摄影家，他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研习摄影，“毛时代”结束前后的七十年代中期是他们拍摄高潮期的起点，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他们基本上是中国摄影的中坚力量。这些人的基本特点是经历丰富、善于思考、青少年时期接受的在校教育较差、自学能力较强；他们具有刻苦的精神和渴望成功的欲望，也有不错的拍摄成果，一度是中国摄影界的知名人物。这些人今天的年龄基本上在四十五到六十五的范围。这批人经历了“毛时代”，见证了那个时代的终结并曾经因此而激昂慷慨。他们在最好的年龄段恰逢改革开放的吉风利雨，继而又成了“邓时代”开端的见证者。时至今日，改革开放已经过去了30年，这批人则是带着“毛时代”留下的深深的烙印也在“邓时代”折腾了30年。如今的他们或沉沦或犹疑或涅槃更生，虽然大部分人大还与摄影有关，但在拍摄上大多数人可谓风头已过，往昔的辉煌，已经变成了尚有味道却不再耀眼的深灰色或咖啡色。
本文的主人公吕小中先生，便是这批人中的一位。
这批人今天还在专心拍照的，大致是这样的情况 ：搞新闻纪实类摄影的人，年富力强的背后是隐隐的力不从心；搞艺术摄影的人，黄金年龄的光芒里面是一双迷茫、挣扎的眼睛；搞商业摄影的人，干脆就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因为吕小中先生始终都属于艺术类的摄影家，所以下面便只谈艺术摄影这一块。
首先，他们这批人中还专注于创作的，已经很少了；曾经辉煌却痴心不改并卓有成绩的，就更少了。小中先生便是这少中又少之人。
说其痴心不改，不大确切，当是痴心又起。因为这批人进入“邓时代”后大都经历了一个为生计而奔波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是难得有艺术佳境及艺术佳作的。即使有的人貌似生命不息拍照不止，但是观其作、察其行、品其人，其艺术创作的幌子下面照样是挣钱的目的。就是到千里之外讲课，也要不辞辛劳地带上重重的自费画册，以求在云山雾罩的讲演之后让听者们买上一些。在当下的中国，反对争名夺利者，近乎堂吉诃德。然而人们也在想，艺术家挣钱可开饭馆、炒股票、做工程，能卖作品更好，若是将挣钱与自己的艺术行为、创作过程联系得过于密切，会不会导致艺术家的庸俗虚伪及其作品的浅薄欺世呢？尤其是上述的这批摄影家，他们丰富的经历构成了他们生命中雄厚的资本。尘封这资本，可惜；用它附会当今的浮躁，则晚节不保。只有在保持艺术相对纯粹的前提下，让这沉积厚重的资本变成历史性的新作，才是最为理想的状态。吕小中的这一轮艺性大发、专注创作，便给了我们这样的印象。
“毛时代”的终结，使当时的中国摄影界有了两个复苏。一个是社会批判意识的复苏，一个是审美意识的复苏。相对应的，便是泾渭分明地有了两类摄影家——社会纪实摄影家和艺术摄影家。吕小中属于后者。今天看来，复苏初期的艺术类作品虽然大都是自然的、真诚的、纯粹的，但也是幼稚的、直白的，甚至是简陋的。社会纪实摄影同样有着这样的特点，但是由于社会纪实类的照片比艺术类的照片多了些记录社会生活的史料价值、档案价值，致使同是一批人，同是中国新时期摄影的前驱，但今天的现实地位却差别很大。纪实的，戴上了英勇人文和先知先觉的双花环，当时拍的照片也是身价倍增；艺术的，则灰头土脸地为当时的幼稚而感羞涩，甚至不敢批量展示当年之作。上述“纪实重艺术轻”的客观现状自然大有说道，而我们的理论家、批评家们却远没有尽梳理评判之责，将纪实与艺术放在同等地位加以研究论述。实际上，同是拍照，艺术之路比社会纪实之路要艰难许多。中国当代能称得上摄影艺术家的人之所以寥寥无几，便有这个原因。羞于历史的幼稚，那么他们今天的创作又如何呢？
这批摄影家的创作现状比较复杂，只说代表性的两类。一类是基本沿袭着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摄影理念，只是如今去的地方更多了，构图更讲究了，底片更大了，照片制作得更精良了。说这一类摄影家及其作品没有根本的长进，主要是他们没有跳出“景观再现”的陈旧套路，而表面文章不管做得多么的精致华丽，也只能与张艺谋电影后期的堕落相提并论。另一类则是彻底地离经叛道投入了“前卫”的怀抱。这类貌似勇于开拓进取、与时俱进的摄影人，实际上大都是另一种堕落，是另一种的唯利是图、趋炎附势。这类人中大都没搞明白所谓的“前卫”、“后现代”“观念艺术”等是怎么回事，但是既然洋人这样干了，我也这样干；既然洋人出钱买，我又何乐而不为？我们不排斥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和冲突，也不把他们对中国意识形态的干涉给予妖魔化的看待。相反，这种矛盾是必然的，而冲突、干涉的结果，对中国的文明进步很可能是有促进作用的。令人们悲哀的是，在意识形态对抗的过程中，洋人利用资本的力量，将中国的艺术家变成了冲突、干涉过程中的“敌后武工队”，变成了被“洋招安”的“雇佣军前卫艺术家”。结果是“你只有这样干，我才给你钱”。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后的事实证明，一旦意识形态的战争结束，那些曾被高价收购的“观念艺术品”也就成了垃圾。这一过程中的真正悲哀不是艺术家参与了意识形态的冲突，也不是艺术与政治发生了关系，真正的悲哀是艺术家丧失了独立和自由，成了意识形态冲突中的一个棋子，成了冲突一方的阴谋的工具，成了政治化资本的玩偶。艺术家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也获得了好处——金钱和暂时的名声，但本质上却沦为了失去自我和尊严的妓女。被收买的艺术家即使狂吠着撕咬的是实实在在的坏人，也还是难免给人以丧魂落魄之感，而理想的艺术家的境界应该是独立的、自由的、正义的、真实的、独创的、气宇轩昂的。必须说明的是，我们在确认“玩偶艺术家”存在的同时，也绝不否认具有理想境界的、关心政治的、意识形态色彩较浓的优秀艺术家的存在，但在今天的中国，这样的艺术家绝对是凤毛麟角。这样的艺术家虽然也涉及意识形态，但他们是独立思考、自由创作的。他们不去讨好谁，更不受任何意识形态势力直接或间接的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