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年，当个单位里的职业摄影师是很肥美的，而不幸做了业余摄影家的往往潦倒。这后一种的天才，在这个焦虑的时代，比一般人更焦虑，因为他是双重焦虑：一是表达的焦虑——与那些占据看版面、分发着奖章的肥白型摄影人比，他对表达有更高的要求，而又根本无处展示；二是生存的焦虑。摄影的高额消费和体制外摄影就业市场的狭窄，使他常在温饱线上挣扎。
我了解这么几位朋友，我认为他们搞摄影纯属孤独的自我流放。像屈原那样荒野行吟倒也落个死或不死的自由，但他们却是流放在当代社会之中。有妻子儿女，有父母亲戚，有同事朋友，必须维持基本的体面，而他又得将自由的批判欲望死活压制住，并艰难保持创作家的自信，紧张等待着昙花一现稍纵即逝的机会。总之每天必须踩钢丝一样努力获得自我和社会间的平衡，绝对不能垮掉。这是一种极度危险的生活，不会崩坍的最后理由往往只是善良。他的内在只有乞丐与艺术家这两面，而表面上他不得不居中伪装成一个“正常人”。
据我的看人经验，这种底层的焦虑天才，其表情会形成一种固定的紧绷的肌肉关系，而且在脸部形成一种黄色的油盖，或者说油封。我相信是这是太阳烧灼（所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和内心烧灼的双重作用。心理学最后落实到生理学。这种肌肉塑化与皮肤油化，我认为，是哀莫大于心死的结果。这样的人看上去很危险，但是，因为他绝对在表面上，体制上服从从大官僚到小学生的全社会，压抑的激情只会指向作品；即使对社会充满腹诽，但他们的摄影品质到最后只是一种冷静与善良。这是些压弯了的但还没压垮的中国脊梁。这种人贫穷得只剩下一颗良心，他们往往只想、只能向中国提供良心的确证。
在这个社会，（确证式）摄影对中国很重要，这些人对中国摄影又很重要。
说回佬京吧。
佬京
我见到佬京是在2007年连州摄影大展前后，帮他选片子、打印照片，也一同去参展，一同回广州。相处也有几天了，谈话也不少了，但我可以负责地说，我还是不了解他。他拙于言辞，甚至难以描述当年拍照的事情，然而他场合上的客气话还是很流利的。在这个飞扬跋扈的圈子里，他属于少数的谦卑者。对很少几个他引为兄弟的人，谦卑到唯唯诺诺，客气到我这个小老弟都有些不耐烦了。在这个时候，这一类人才竟然有另一个特征：流利的口吃。在个子清瘦、脸上布满焦虑油和背有些驼之外。心理学把人不停地压榨成生理学——格老子的。
说句得罪的话，我想起中年闰土。所以，他在1980年代的摄影行为也就成为一个谜。你有些不相信眼前这个小个子焦灼男，当年能拍出那些照片。不过，闰土少时也是在他娘的月光之下，手拿钢叉追杀过獾子的。佬京水平当然高很多，他也藏不住他面对“名家”后的孤傲。当年他干的事不是追杀小动物，而是时代的巨兽。
佬京作品
我想象中他当年的摄影姿态，应是“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有些野心；艺术与主题又与主流格格不入，有点像一个摄影阴谋家。野心家必然是阴谋家，他不是想撬天下的墙脚，他只想撬出一种天下的真相。准确而模糊地形容，可以借用李江树先生用过的一个比喻，他像一具在世界最大广场起落的黑色大禽，是捕猎者也是预言者。该禽与真相对峙并捕获真相。他既非美好的天使亦非邪恶的幽灵。在众鸟啾啾的时节，他没做可爱的报春鸟，他毫不犹豫地舍弃次要地带，以象征公正律令（当然这里指的是艺术家眼中的标准）的黑色姿态直取天下之心，在1980年代这个中国历史的最重要节点，他抓住时空之枢机，从而扼住历史之喉管——简单的表述是：他只在景山至天安门广场这条中轴线拍照，他只在1980年代在此拍照，他只用自己的摄影语言，并且，他只留下一百余张底片。其他统统扔掉！这种大气、机警和冷酷，这一种肃穆的要求与自信，我不知道，是出于惊人的天分，还是一种神奇的运气。也许兼而有之。二十几岁，时代巨变，身为北京人，具青春的凶悍的荷尔蒙。诸如此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