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兵是历史上最古老的职业。中国早在商周时期就建立了常备军队。《周礼》规定：“天子六军，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战国时期，各国均以“选练之士”组成了精锐的部队。这些士兵身强力壮，如魏国武卒能够“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驾，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带剑，赢三月之粮，日中而趋百里”。《荀子、议兵》中记载这些士兵在当时各国均有其称谓，齐曰“技击”，魏曰“武卒”，秦曰“锐士”。
我们的历史是伟人的历史，只有宏大的叙事，却不见普通人生活的琐碎细节。在我们的文化和历史书写中，只有那些列土封疆的英雄们才有资格留下鲜血写就的丰功伟绩，然而千万卑微士兵却注定不会在历史的字里行间留下自己的身影。
我庆幸我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数码摄影的长足发展，使拥有相机已经不再是贵族的专利，普通人也可以拿起相机记录自己的生活。而网络的普及，让话语权不再完全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记录普通人的生活真正成为可能。摄影作为一种新的记录历史的方式，虽然时至今日对摄影影像的真实性和客观性的辩论仍在继续，但影像本身的确发挥了毋庸置疑历史“证言”的功能。
我是一个军队的摄影师，更准确地说，十年以来，除了曾经从事过半年短暂的专职摄影工作以外，我一直是一个军营中的业余摄影师。我很庆幸自己作为一个业余摄影师的身份，虽然常常不被人理解，在拍摄中会受到一些限制，但是我得到了更大意义上的自由，在精神上我是独立的。摄影不是我的工作，也不再是我的爱好，而是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我不会为政治宣传的条条框框所羁绊，更不会被当下主流的军事摄影观念所同化，从而丧失独立的观察与思考的能力，仅仅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我只拍摄我和我身边军人的生活，我记录我们今天的生活，这些影像将成为明天的历史，补充着军事影像的细节。十年来我沉浸在这种自在自为的状态之中。
和大多数军营职业摄影家不同的是，我不是一个手拿长枪短炮，可以随意调动部队和士兵摆出设计构思好画面的“军事摄影家”。对于我身边的军人而言，我仅仅是他们身边的一个有相机的战友，因为我曾经是一名战士、班长、排长、指导员。我的拍摄范围是我自己的生活和我身边的士兵，影像中的那些士兵是我的袍泽，作为一个在场者，我并不是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高高在下的打量和窥探着他们的生活，影像记录的是他们的生活，也是我自己的生活，照片中的许多人至今我还可以叫上名字。曾经我与他们朝夕相处，我知道夏天训练过后营房中刺鼻的汗味，也体会过冬天寒夜里上岗孤独的滋味，那些士兵们训练累的时候也会找借口偷个懒，遇见军营中走过漂亮的女孩也会偷偷多看两眼。我所拍摄和记录下关于军营的图片之中，既没有喧嚣的宏大叙事，也没有悲壮热烈的诗意，有的只是生活琐碎繁杂的细节，我要还原军营生活的本来面目，记录属于世俗的军人生活。作为一个生活在军营中的军人，我和我身边的军人并不是仅仅生活在政治的空气中。
对于当下中国军事摄影存在的问题，有识之士甚多，曾经有人提出中国的军事摄影是“绿色的悲哀”，用词不可谓不尖刻，用意也不可谓不深切，但是这种说法确有欠妥之处，实际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摄影自诞生之日起一直是以宣传摄影的形式在运作，军事新闻摄影、军事纪实摄影、军事宣传摄影等类型之间的区分十分模糊，更谈不上相应的摄影理论的建立。正如我们不能用5000米跑的规则来衡量100米跑的成绩一样，我们也不能用纪实摄影的标准来衡量宣传摄影对军人的关怀程度够不够。摄影理论的缺乏，摄影类型与功能区分不明晰，以及宣传摄影为政治服务的目的，主题先行、国家主义的宏大叙事、军事影像符号化、摆拍成为军事摄影运作的主要模式。符合标准的题材只能是“歌颂”和“鼓舞”。我们所能看到的影像是经过主流意识形态，根据宣传目的和利益出发，过滤和筛选过的影像，那些被主流意识形态认为不够积极向上的、健康的、不具有宣传价值的，始终难以进入有效的传播过程。这也许就是有人提出“绿色悲哀”的由来。当大多数军队摄影师还在以宣传摄影作为军事摄影的主要目的时，还未对摄影的本体性产生置疑，还未触及到摄影的伦理问题时，那么解决军事摄影存在的问题，更无从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