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流传的因果（一）
2009-9-28 16:00:36 藏 策 

其实关键不是文学脱不脱离政治的问题，而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平等的对话的关系呢，还是服从的乃至奴役的关系。很不幸，20世纪里的中国文学，先是作了政治的丫鬟，继而更降格成女奴，最后连奴仆也作不成了，竟至成了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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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流传的因果（一）

——评阿袁的小说

初读阿袁，便有一种“惊艳”的感觉。以前并不知道江西有个大才女阿袁，去南昌评“中国小说排行榜”时，才读了她的《郑袖的梨园》，于是“惊艳”，于是吐血推荐，于是一回来就迫不及待地写了篇《藏策评阿袁》。

写《藏策评阿袁》的时候，其实还只读过她两三篇小说，但阿袁的格局已然是看出来了。待陆续又读了她的其他小说后，更认定自己先前的印象是对的——阿袁的小说是有“来历”的。评阿袁的小说，仅评出个好坏优劣来，是远远不够的，那只是皮毛，还需大处着眼，勘破其前世今生，方能明了那华美的文本之下流转的因果。可惜现在的文学批评，大多是皮货商的本家，只会看皮毛，至于那毛皮下面的基因构成是怎样的，就一窍不通了。喜欢张爱玲的多了，可真懂张爱玲的又有几个？

话说中国人真正作起来fiction来，是有了《新青年》以后的事。现在有学者说，其实早在胡适、陈独秀鼓吹“白话文”之前，各地的“白话报”就已经在大量刊登白话小说了。这话没错，但那是只是白话小说，而非白话fiction。Fiction这种西方的叙事文体，在中国原本是没有的，所以也就找不到可以对应的汉语的词儿，只有“小说”与之相近，于是便把fiction翻译作“小说”了，但fiction与“小说”毕竟只是近义词，而不是同义词。新文化运动以后，像鲁迅那样的前卫作家们作的小说，其实都是fiction，是“西体中用”。 Fiction这个“西体”是一直延用到了今天的，早已成了文学界里的主流文体，以至于“小说”这个词儿的所指也早就发生了偏移，干脆就是fiction了。原本意义上的中国传统小说呢，海外汉学家们又不得不给它起了个新名，叫“奇书体”。

然而fiction的“中用”却没这么简单，整个20世纪中国小说的话语流变，还不大多是在“中用”上做的文章？一路呢，走的是“乡土”的路子，如废名，如沈从文，如汪曾祺……另一路呢，走的是“现代派”的路子，有些近乎于“西体西用”了，如林徽因，如凌叔华，如施蛰存，以及《现代》作家群……而张爱玲呢，则是在“中体西用”这一平衡木上舞得最好的，难度最高的。她同样是个“现代派”，但却不是个依样画葫芦的现代派，而是个能将中西打成一片的“现代派”。其实她最最现代的，还是思想观念，她既不屑于迂腐的“启蒙主义”，更没有幼稚的“理想主义”，什么家国天下，什么世道人心，什么爱恨情仇……竟让这小女子一眼就都给看穿了。

不过这“乡土”也好，“现代”也好，后来却纷纷夭折了。小说的“中用”成了“政用”——为政治所用。照说文学与政治本来就是脱不开干系的，让文学脱离政治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脱离政治”本身就很“政治”。其实关键不是文学脱不脱离政治的问题，而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平等的对话的关系呢，还是服从的乃至奴役的关系。很不幸，20世纪里的中国文学，先是作了政治的丫鬟，继而更降格成女奴，最后连奴仆也作不成了，竟至成了囚犯……这说的是小说的“前生”，再看“今世”呢，改革开发之后，最容易复苏的是“乡土”，贾平凹、路遥……多到数不胜数。最发展且壮大了的是“现代”，从刘索拉、徐星到余华、格非……然而能在“西体中用”这根平衡木上找到最佳平衡点的却几乎没有。写“乡土”的固然可以很“中用”，手法上甚至也不难很“现代”乃至“后现代”，但毕竟缺少现代都市的经验，不是弄成了田园牧歌式的“乡土幻像”，就是弄成了“底层叙事”式的“生死场”；而写“现代”的，又往往貌似“生活在别处”——不单单是故事的问题，而是话语，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话语。其实这是个自“白话文运动”开始时就一直存在的问题，即现代汉语的书写，如何继承古典文化中的神韵，如何才不至与汉语悠久的话语资源断层的问题。张爱玲天才式的写作实践，给解决这问题寻得了一个路数，但当张爱玲成了“绝唱”后，这一路数也就日渐式微了。海外虽有白先勇承继衣钵，可在大陆却因“工农兵”文艺路线的挤压而彻底没落了，以至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在大陆的文学史中，根本就没有张爱玲这一号。提到现代文学大师，无非就是鲁郭茅巴老曹，就连文学“小师”也都让殷夫、柔石们占了，而张爱玲以及她的“路数”，都被从人间蒸发了。于是小说的“中用”，或曰“民族化”便从此走上了“方言化”的路子，谁的语言写得越“土”，他的小说也就越“民族化”，小说的“西体中用”，成了“土洋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