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流传的因果（一）
2009-9-28 16:00:36 藏 策 

方言写作本非文学的正途，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竟成了文学的最高标准之一。“中用”即是“土用”，在一个以土为美，以侉为雅的语境里，张爱玲一派的路数自然也就断了香火，以至于改革开放了许多年以后，“张爱玲热”席卷了大江南北以后，仍然后继乏人。虽说也有一些大陆作家纷纷成了“张迷”，也试着做起了“西体中用”的工夫，但毕竟是裹过脚又放了的，走起路来总不免有些扭扭捏捏。又好比“漂白”了的杰克逊，变了的只是表皮，骨子里的基因没变。所以在“乡土”与“现代”都相继繁荣了之后，“张派”在当今文坛中，仍是“缺一门”。

明白了这些前世今生的因果，也就明白阿袁小说的妙处了，这叫大处着眼。虽说阿袁现在写的小说还远远比不上张爱玲，也比不上白先勇，至多是像了半个，但骨子里的基因却是靠谱的。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初读阿袁就“惊艳”的缘故，不是惊其皮毛，而是惊其内里。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一个作家能空前绝后，固然是一种幸运，但谁又能说就不是一种悲哀？尤其是当这个作家的话语资源里，蕴藏着话语流变的某种可能性甚至就是一种“文脉”的时候。

我对阿袁本不太了解，只知道她是大学里的副教授，属于典型的学院派作家。从新世纪之初才开始写作并发表小说，而且写的作品也不太多，只有十几篇。但读过这十几篇小说之后，引发的感想却极丰富。前面说的都是大处着眼，现在该小处落笔了。阿袁的小说看上去就如张爱玲那袭“华美的旗袍”——旗袍是什么？旗袍就是小说的叙述话语，“华美的旗袍”说的是叙述话语的锦心绣口。按西方老派的叙述学理论，话语就是用来讲故事的，“华美的旗袍”就相当于小说的“扮相”……这话其实也对也不对。从话语的表层看，这话在理：“旗袍”华美，讲的故事就好听，反之呢，就蹩脚。不过若从话语的深层看，就不是这个理了——故事难道就不是话语？难道会有脱离话语而存在的“纯故事”？所以按我的观念，话语非但不是服从于故事的，反倒是故事要服从于话语。因为决定了故事构成的，恰恰就是话语深层的语义选择。比如语义上陷入了简单的善恶二元对立，那由此生成的故事也就好不到哪儿去了，无非也就是些好人与坏人、正义与邪恶、“广大人民群众”与“少数腐败分子”之间的斗法和道德说教而已。而一旦语义丰富了，故事也就丰富了，所以我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观点：文学的最高境界，不是驾御语言，而是解放语言。

语言解放了，故事也就解放了，而最最重要的其实是——思想也就真正的解放了。

20世纪的现代汉语写作，始终有一个瓶颈，就是与汉语的悠久传统相“隔”的问题。“五四”一代的小说家没能打破这个瓶颈，于是“伊”啊“呀”的，仿佛咬着舌头在说话。旧学的箱底子打乱了，欲说还羞，吞吞吐吐……西式的呢，也才刚刚操练，还远没运用自如。前一阵有80后作家质疑冰心等作家的语言水准，其实也并非全无道理。

话语方式有局限，思想深度自然也就有局限，莫名其妙的感伤呀，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呀，有时幼稚得就像青春期里“斯人独憔悴”的大孩子……

张爱玲是突破了这瓶颈的，她靠的是古典白话小说，也就是“奇书体”小说的滋养。她把“奇书体”的话语方式，与fiction式的小说文体打成了一片，西体中用，贯通了中西古今。张爱玲织就的这袭华美的袍，可不是单用来摆样子的，而是用来——呵呵——爬虱子的……把华美的袍与虱子撤在一起，张爱玲在语义选择上的复杂程度也就可见一斑了。如此复杂的语义当然也就决定了她的故事，于是什么家国天下，什么主义思潮，到了她的笔下也不过就是些饮食男女的“传奇”而已。张爱玲是个直觉的解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