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收录了三十位知识界和文化界人士对于七十年代的自传式回忆文章，其中阿坚（原名赵世坚）的《我在"四五事件"前后》中有几笔无意间涉及了如今被一些个艺术家直接称为"伟大"的摄影。
赵世坚当时是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群众选出的5名进入广场联合指挥部小红楼与军警民兵谈判的代表之一。他的英雄事迹除此之外，包括领头游行和攀上人民英雄纪念碑放置花圈："我就用攀岩的动作......爬到了浮雕顶的平台，......花圈摆正后，底下一片掌声、欢乐声，此时不少相机冲着花圈以及鄙人嚓嚓直响。我当时有些‘拔刀四顾，踌躇满志'的感觉，但也意识到这回风头出大了，肯定被‘雷子'拍下来了。"果然，事后公安按图索骥查到赵的工厂，却因为照片上的他因过于激动导致五官严重扭曲而与平时判若两人，得以"逍遥法外"。
事情到这儿颇有黑色幽默，不过更幽默的在后头。"通缉犯"一朝平反成为"英雄"，照片也成了宣传栏里鼓舞人心的历史瞬间："平反后我应《人民日报》之邀去看‘四五事件'的片子，看到我们手挽手、大张着嘴挺进国旗的那张照片，其中在左侧的我歪着头挺着胸乍着头发，一副反动样，随后我又在中国美术馆看到了这张放大的照片。"
无疑，所有看到赵世坚照片的后来者，从照片里读到的，也正是我们现在为之定性的意义：改变中国历史的"四五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不可压抑的由周恩来总理逝世为触发点的历史觉醒，并最终取得了历史性胜利。
当然如此，正如我们从目前公布的、并且熟知的众多"四五"照片中所看到的：群情激昂，人潮汹涌，悲壮、无畏、坚定，为真理和光明勇敢地献身。
但是，赵的个人经历与观察却提供了另一面："大部分演讲都以周总理当个由头，然后直接诉苦，婉转批骂......但我敢说这些广大的普通百姓跟周恩来或者一小撮‘男鬼女妖'的关系极远--对自身生活的极度不满才使人把怨忿发泄到领导层的坏人身上，把悲伤系在对一个故人的悼念上。......这是连续几天的节日呀，最高潮的时刻是4月5号--它已不是清明节所能概括的：不是清冷，而是热闹，不仅明亮，而且晃眼。......照说人们的表情应该肃穆端庄甚至压抑，可我发现大多数人的脸上满溢着兴奋、复仇、解放甚至欢快。"而且，赵这样的亲身纪录在近年慢慢浮出的材料中并不鲜见，亦并非孤证。
问题是，我们曾见到过与这样的亲身经历相一致的照片么？我们曾在照片中看到过这样真实存在过的脸与表情吗？
或许是笔者孤陋寡闻，但确实有一些影像被有意无意地"失踪"掉了，正如它们所凝固的记忆，当时是那样鲜明地活过，迄今也并未死去，但你看不到它们、听不到它们，即使是影像中的主人公，如赵，也无法左右自己被解读的命运。
摄影的独特生命，在于它对人类记忆无可替代与得天独厚的优势。摄影的伟大在于，每一次按下快门，都可能是在为记忆留下重要的见证。可是，记忆与记忆并不一致，甚至并不友好，它们会互相格斗、篡改甚至否定。因而，与一部分记忆有关的摄影会失踪，而那失踪的摄影，或许恰恰寄系着摄影最本质的灵魂。
赵世坚如今仍然生活在那些个摄影失踪的原发地，"以写作、当半专业运动员或旅行向导谋生"，他毕竟经历了那样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代，而且还能继续看到记忆与摄影在现实上演的情景剧。在前些年颇为热闹与引人眼馋的图片市场上，与他所经历的"文革"相关的照片据说卖出了不菲的价钱。"文革"似乎永远是最容易"艺术"与最好"卖"的元素之一。看来，记忆还很值钱，可以变现，当是时，江湖多少英雄儿女竞折腰--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