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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严的距离 摄影者大多能把卡帕的名言放在心上：“拍的不够好是因为离得不够近。”
但当我看到一群摄影师的相机几乎抵到匍匐前行的朝圣者的鼻子时，当我看到少年和他的母亲为自己的房子与亲人被洪水冲走而痛不欲生，摄影者还在朝他们喊：“抬起头来，看这儿！”时，突然发现卡帕的话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在被拍摄对象行庄严之事和过度伤悲的场合，摄影者绝不能离得太近-----因为那是一种庄严的距离！
《最后的葬礼》节制地令人尊敬
凯西少尉的身体在一次爆炸中被炸成碎片，他的妻子凯瑟林怀着孕来和他告别。在丈夫葬礼的前一夜，凯瑟林坚持睡在棺木旁，与丈夫共同度过最后一夜。手提电脑中播放的是她和丈夫在婚礼上听过的歌曲。
《落基山新闻》的托德·海勒斯拍摄的《最后的葬礼》获得2006年度普利策专题新闻摄影奖。获奖理由是：“他拍摄的在伊拉克战场中牺牲的科罗拉多州海军陆战队队员葬礼的照片令人久久不能忘怀，使人看到了更深层的东西。”
摄影者不需要靠别人的悲哀和疼痛生存。我们面前《最后的葬礼》拍的安详肃穆，和我们见到的灾难性的照片完全不同的是，摄影者躲在镜头后面，以庄严的距离和凯瑟林一同呼吸与悲伤，一同寻觅凯西少尉的精神踪迹。镜头不逼近不侵犯，却节制得令人尊敬。再大的苦痛再大的情感在这里都靠节制均衡着。
在这里，节制成为美德。
卡特事件直到今天还在被讨论着
今年三月在美国举行的“休斯敦摄影节”上，有一个展览只展出了一张照片，就是1994年普利策摄影大奖得主凯文·卡特的那张《非洲小女孩》。展厅中间的屏幕一直在播着国际摄影界这个著名悲剧的始末。非洲大饥荒时，凯文·卡特拍下了一个挣扎在去救济站路上的小女孩，一只秃鹫正虎视眈眈地盯着已经走在死亡线的孩子。
这幅照片让全世界的目光开始关注非洲难民，也让凯文·卡特一夜成名。随之而来的是卡特面对来自各方的批评与质疑，甚至他的朋友问他当时为什么不去帮帮那个小女孩。他辩解到：“当我把镜头对准这一切时，我心里在说‘上帝啊！’可我必须先工作。我拍下这张照片后，上前赶走了秃鹫，然后坐在树下，点起一枝烟，呼喊着上帝的名字大哭起来。”几个月后，33岁的卡特无法承受双重压力，在汽车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越来越多的摄影者既因为捕捉了人类苦难和人性的罪恶而获得荣誉，同时也因为无法摆脱良心的责难而困惑痛苦。新闻业越来越面临着哲学与理智的挑战，所以卡特事件直到今天还在被讨论着。灾难时刻需要摄影者的记录。但恰恰在这样的时刻，新闻摄影者的责任和一个人的责任纠缠不清。
我以为，在所有的灾难场合，人的属性当超越职业的属性-------人的属性就是人道与良知。
有多少摄影师有叩问良知的愿望与习惯？
龙日草原上，青年僧人甲杨群培一个人走在朝拜的路上，他宽阔的额头上已经磕出了硬茧。看到他，几名摄影者冲将下去就开始“扫射”，他们几乎不和甲杨对话，相机几乎顶在朝圣者的鼻子尖；
少年家中房子被洪水冲走了，少年和妈妈绝望地痛哭。摄影者离母子不到半米，不停的冲他们喊：“抬起头来，看这儿！”却没有人拿出食品、药品递到他们手中；
幼小的孩子水淹身亡，摄影师让托着小孩尸体的人离已经晕厥过去的母亲“再近一点，再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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