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作为一种观察工具一直在帮助我们识别和确认我们的生活和文化历史，它的这项功能远比现实的艺术表述重要得多。在摄影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中，摄影家们喋喋不休地在讨论它作为媒介自身的诸般问题，总是在探讨它可以干什么和不能干什么的本体问题。在罗列一系列的艺术问题之后，这些问题已经基本获得解决，摄影作为艺术的问题已经毫无意义。在艺术上，摄影和整个人类艺术行走的过程一样，经过了唯美和观念的嬗变过程，留下了一部摄影艺术的历史。不过我们把艺术的摄影作品，和从摄影诞生之后人们就一直不断拍摄的那些所谓并不艺术的纪录性的照片相并置观看时，可能会发现后者似乎更能唤起我们的兴趣，因为它以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引领我们追溯逝去的时光，辨认和确认我们在宇宙中的身分。当人类在经过近现代文明的喧嚣之后，重新确认我们的身份实际上是在重拾我们存在的意义。如果说社会学方向的摄影是要解决我们的现实道德问题的话，人类学摄影就是从科学的认识角度来肯定我们的历史存在。这就是为什么"老照片"永远被人们青睐的原因。
在历史进入现代时期以来，人类的生活变化速度因为人类掌握了机器技术和互联网等工具后，驾驭自然的力量巨增而获得突变。积蓄千年甚至万年的生产生活方式迅即消失，建立在不同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上的各个族群的独特文化也多数到了濒临灭绝的状态。许多我们在三四十年前还能见到的一些文化细节现在已经再无踪影，只是成为这一代还活着的人的一些心理记忆。但这种记忆的模糊性是非常脆弱的，根本不能承担可靠的历史文献作用。它不是历史工作者在调查中纪录的文本，是从印象出发的追忆，没有了在调查纪录现场的那些实证性的工作步骤和专业的纪录标准。所以它绝不可靠。有幸有了摄影，它让纪录变得简单。摄影于是在有意无意中担当了纪录历史的工具。它在那些原本是其它目的用途的影像中，经常精细地记录时光之下的一切，包括人的表情和一切相关的生活信息。当然还有一些本身就是带着人类学意识去进行摄影的人们。他们认定摄影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纪录，希望以自己的摄影为未来的世界和人们保存一份历史的真实。内蒙古的阿音就是这类的摄影家。
阿音，蒙古族，原本名字叫"柒金才"，一个汉族人的名字。阿音虽然是蒙族人，但生长的地方却是在蒙汉杂居的地区--科尔沁草原边缘的半农半牧地区兴安盟。阿音的父亲也不是科尔沁人，而是来自辽宁西部的阜新，那是一个完全汉化的地区，所以他的父亲是一个深受汉文化影响的蒙族人。阿音的母亲则是地道的科尔沁蒙古人。阿音说，他的父亲很早就来到科尔沁，以从锡林郭勒草原的额吉淖尔（汉语"母亲湖"）往吉林省的汉区长途贩盐为生。阿音说，他的父亲能讲流利的汉语，而且结交的朋友也全部都是汉族人。阿音从小的生长环境和汉文化有着巨大的关系。但是，他毕竟是一个蒙族人，所居住的地区和周遭的邻居也还是以蒙族人为多。所以阿音的幼年实际上是在一个蒙汉双文化环境中度过的。这也给阿音从小带来一个矛盾和尴尬的心理过程。阿音说，他小时候所见到蒙汉差异是非常大的。汉族的生活习俗明显优于蒙族。 他们相对干净的卫生环境和有秩序的生活，在阿音的眼中是羡慕的。那时对于见过点"世面"的阿音来说，汉人比蒙人优秀。这可能是人类一种天然的对新奇的心理认同，就像现在的中国人认为欧罗巴的一切比自己优秀一样。于是，阿音从童年起就在内心怀有对汉文化的强烈认同感。但少小的阿音并不知道，这一切并非是种族的结果，而是一个复杂的文明进化问题。源自中原的汉文化其实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在现代主义的观点看来，农业文明比游牧文明要先进，所以阿音认同的其实是基于现代主义观点的一种所谓"先进"的文明。阿音就是持着这种有些自卑的心理走过了他的童年。
阿音是一个对事物充满了好奇的人，也聪颖。他从小爱看书，少年时开始尝试写作，大了以后知道那是文学。在初二时，阿音已经在蒙文少儿读物上发表作品。但是贫寒的家境，致使阿音在中学以后就过早的进入社会谋生。初入社会的阿音以走村串镇的游商方式做贩卖服装的小生意。在天地间的游走，让阿音发现落后地区的百姓非常喜欢照相，但却没有机会，因为谁也不会为了一张照片跋涉很远去县城照相。灵光的阿音看到这是一个商机，于是买了一架简陋的长城傻瓜相机开始为当地的百姓照相，日子也因此渐渐好起来。这是1988年。1989年末，阿音淘汰了傻瓜相机，换上了120的海鸥4A相机和一架简单的放大机，一个乡村摄影师的身份彻底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