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和照片
2008-3-6 10:32:34 鲍 昆 

       摄影术出现后，人们对于它镜头和感光材料之间达到的物理学上的直接复制性，觉得终于找到了一种真实记录复制现实和时间的技术媒介。困扰人类多少年来的真实追求似乎也终于找到了物质性的依赖，于是摄影的真实性曾经被推崇备至。摄影也顺势被理解为证据，并在话语的层面上被无限放大，具有某种"绝对"的意涵。但其后的摄影史被证明这只是一个神话。摄影不过是一种物理性的纪录媒介，它能够对真实负责的只是快门开启和关闭之间的那一段时间，而且照相机镜头视场所能涵盖的也只是现实世界的某一方面，无论在时间和空间的两个向度上，照相机快门的开合都是掌控它们的摄影人所决定的。从这个角度说，摄影行为绝对是主观的。况且，即使拍摄者完全放弃自己的主观立场趋拍摄，也无法保证照相机前面正在发生进行得事件是真实的，它完全可以是一部精心演出的或大或小的骗局。于是，谎言根本无法避免。比如在一条大街的两侧，分别是贫富不同的两个区域，摄影者如果只以一侧作为他对这个城市形象的摄影展示和结论，那就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是一个以偏概全的典型例子。所以说，照片就是一个婊子，是一个任人随意打扮的女人。这在报道类型的摄影中是十分普遍的现象。那么照片是否就完全没有证据的属性了吗？否，照片依然可以作为证据。证据性的照片（摄影），在符合限定条件之下是存在的，那就是对"具体细节"的摄影。"具体细节"又是一个相当苛刻的指认，它必须是在时间向度上属于突发的社会运动的一刻，并能被其前和其后的语境逻辑所认同的。某些新闻照片就具有这样的特征，比如加沙地区的流血政治冲突，大事件的前后时间逻辑和众多的记录者们的共时旁证逻辑，都可以指认一张照片的真实性。对于刑事侦察的证据照片，尤其是无人的照片，其真实性则往往要依托摄影人的社会身份获得认可。再有的证据性照片，则基本都是无关社会关系的私人影像了，比如纪念照，因为它的独立性也基本脱开了谎言必须有他者接受才能成立的条件。由此可见，照片的真实性很难依据所谓摄影的物理性，摄影的物理性只是摄影谎言的外衣。于是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摄影的真实性只是一个神话。

       摄影和任何其它表述性媒介一样，都是使用者进行自己叙事的工具和手段，使用时具有诗学的修辞特性，可以通过拍摄时对影像的控制建立在其媒介本体上的一些美学标准。这些标准产生的机制十分复杂，是人们生理视觉经验和社会视觉经验的综合。真实，作为社会伦理经验的要求，也自然深深嵌入其中。由于人类的社会性，标准自然就是所有摄影人寻求被同类认可的努力目标。为了达到目标，"真实"经常由目的成为手段。但"真实"成为手段时，能够借用的"真实"就只能是摄影的物理性真实了。谎言于是也随之而生。功利性的摄影者，会篡改真实的语境逻辑条件，对摄影的对象进行干预和摆布，制造"真实"。无疑，这种"真实"在直接生活真实伦理层面上是虚假的，但在历史伦理层面上却可能是正确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功利性"的正当性与否，还是谎言的善与恶的问题。报道摄影一直普遍存在着干涉、摆布、导演对象的现象，这和它的功能性要求有关。报道性摄影带有宣传的成分，有很强的主观性和叙事性要求，摄影者在这两方面的逼使下，为了叙事的效果性，大多都无法逃避干涉摆布对象的这种宿命。至于对时间和事件要求不高的，以能反映社会现象真实和强调主观情感的纪实摄影来说，则这种基于生活真实的适当摆布和导演就具有相当程度的合法性了。实际上在摄影史上被我们奉为经典的摄影作品许多都是这样的案例。抗日战争初始时王小亭先生的《日机轰炸下上海南站的儿童》，就是他在轰炸刚完时，把一个被轰炸灼伤的婴儿放在轰炸后现场拍摄的。这张照片在王小亭拍摄的瞬间是不能称为真实的，但却又是完全真实的，因为被炸现场和被炸婴儿都是真实的，事件也是真实的。这张照片后来刊发在美国《生活》杂志的封面，向全世界昭示了日本侵华的残酷和野蛮，为中国的抗战赢得了世界的声援。美国摄影师《星条旗插上硫磺岛》也是这样，也同样以新闻照片的方式发布，并进入摄影史的佳作榜。人们对这样符合历史和生活真实的"虚假"是认可的，因为它们都从历史真实和道德伦理的两个层面得到人们的肯定。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公众对这种"虚假"的认可宽容度也是有相对的时代背景条件的，在摄影并不普及和拍摄条件艰难的时代，这样的照片相对会得到公众更多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