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2011普利策年度特写新闻摄影奖得主芭芭拉·戴维森
美国黑帮冲突受害者记录
文/刘旭阳 金慧瑜(实习) 编辑/ 戴敦峰 图/Barbara Davidson/LAT
在洛杉矶，“哪儿的”(Where you from)这三个字往往是一场危险游戏的开场白。答对了，你会赢得诸如一瓶麦芽酒之类的奖赏，顺带一条活路。答错了，一两秒钟之内，你就会被迫吞下数颗子弹。
2009年夏日的一个清晨，《洛杉矶时报》摄影记者芭芭拉·戴维森(Barbara Davidson)接到一个沉重的电话，随即赶往洛杉矶西南部郊区霍索恩市的一个葬礼。在那里，呈现在她眼前的是一幅黑白无声的画面，白色灵柩被黑压压的悲戚包围。她看到埃德温·柯本(Edwin Cobbin)的家人们，正为他举行告别仪式。埃德温的奶奶对她说：“我快崩溃了，我们全都糟透了。”
几个月前的一天，17岁的埃德温正在自家前院搬东西，一辆SUV突然冲了过来，两个男人下了车，边搜他的口袋边问：“你是哪个帮的”埃德温非常不解：“什么？我不是什么帮的。”其中一人拔出手枪，朝埃德的脑袋开了两枪，然后两人跳上了车消失不见。
这种在科恩兄弟的电影中才得以一见的血腥场景，在洛杉矶黑帮势力盛行的地区并不少见，也是芭芭拉每每用镜头捕捉和记录的故事。过去两年中，这位美国女记者以她一贯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一双懂得创作的眼睛，近距离拍摄了一组黑帮冲突受害者的众生相。凭借一系列反映黑帮冲突受害者的照片，她获得了2011年普利策特写摄影奖。
然而她却觉得自己受之有愧。“我只是希望这些照片能让社会意识到黑帮暴力冲突这一问题的存在，以及它对那些无辜受害者的重大影响。”她在接受《外滩画报》独家专访时说。
“这个故事和数字无关”
加拿大女摄影师芭芭拉·戴维森曾经获得过多项摄影类大奖，包括第63届国际新闻图片奖(POYi)的最佳报纸摄影记者，以及和同事报道“卡特里娜飓风”而获得2006 年度的普利策新闻奖。尽管多次在战地采访，也时常徘徊在生死边缘，但是对于她来说，记录洛杉矶黑帮受害者的故事，同样是对自己的巨大挑战。
为了完成这组故事，戴维森遇到的一个困难就是要去说服她的编辑们重视这个题材。尽管暴力犯罪率在下降，“但是哪怕只有一个人受害，也让人无法接受。犯罪率不是关键，因为这个故事和数字无关。它讲述的是那些因为可怕暴力事件而余生充满痛苦的人们的故事。”
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布的年度调查报告显示，过去几年中，美国整体犯罪率基本持平，但街头帮派杀人案却猛增25%，占所有杀人案件的半数以上。FBI发言人比尔·卡特证实，如果单从造成的伤亡人数来看，“美国黑帮的危害的确已经超过了恐怖组织”！
美国目前有黑帮25000 个，成员超过 75万人，无论是黑帮的数目还是黑社会人员数目都是历史新高。这些黑帮成员在美国各地活动频繁，在毒品贩卖、金融等诸多市场从事非法活动，非常猖獗。
洛杉矶黑帮可被视为美国最臭名昭著的恶势力。洛杉矶西南区是拉丁裔和非洲裔美国人聚居的地方，贫穷落后，滋生了数个黑帮帮派。其中最著名的两个帮派就是“嗜血帮”(Bloods)和“瘸子帮”(Crips)。近年来黑帮组织内部更新换代，造成街头黑帮火拼不断，在这过程中，许多无辜的市民也被他们的流弹击中。
十年以来，洛杉矶的犯罪率直线下降。2010 年，洛杉矶共有314起谋杀案，这一数字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最低的。但即使该区域的犯罪率在下降，暴力冲突却在上升。芭芭拉用一张张黑白照片告诉人们，乌云依旧笼罩着洛杉矶郊区。
2009 年到 2010 年，她深入南洛杉矶、康普顿、瓦茨等黑帮冲突泛滥地区，走进受害者的生活，就如同走进埃德温一家的生活一样：失去儿子的父母会向她倾吐各种感受，而埃德温两个尚未记事的弟弟也对她毫无戒心，让这个善意的陌生人记录下他们玩耍的画面。
由于戴维森的报道，《洛杉矶时报》的网站上已经成立了一个旨在帮助这些受害者的论坛，读者们号召大家捐助衣物、日用品和电子轮椅等等。同时，读者们该网站上开始探讨，嘻哈音乐对帮派的颂扬是否合适，以及公益项目能否解决掉这一社会毒瘤。
危险游戏
芭芭拉记录了太多次荒谬的死亡。和埃德温一样，杰米尔·肖(Jamiel Shaw Jr。)也死于一个荒谬却冷酷的问题。
19岁的佩德罗·埃斯佩诺亚(Pedro Espinoza)4岁就偷渡进了美国，12岁的时候成了“十八街帮会”的一员。该帮会大多由西班牙裔年轻人组成，大约有8000至 20000人，被公认是洛杉矶最大的一个帮派，以及“一群带着枪到处乱晃的白痴”。不过埃斯佩诺亚对此却“深感自豪”。
2008 年 3月2日，在度过四个月的刑期后，埃斯佩诺亚走出了监狱。晚上八点半，他和几个朋友开着车四处转悠，享受星期天的美好傍晚。这天的天气不错，鸟叫虫鸣，虽有雾但也不是那么惹人讨厌。
唯一错误的一件事是，他的面前，走过一个黑人青年。
这个年轻人正是17岁的杰米尔·肖——当地高中的橄榄球明星，已被斯坦福大学录取。他正从商场走回家。
埃斯佩诺亚开着车，摸了摸枪，慢慢靠近肖，他侧出身子对肖喊道：“你属于哪儿的？”
在洛杉矶，这三个字(Where you from)往往是一场危险游戏的开场白。答对了，你会赢得诸如一瓶麦芽酒之类的奖赏，顺带一条活路。答错了，一两秒钟之内，你就会被迫吞下数颗子弹。
肖答错了。事实上，他经过的街道，正是嗜血帮控制的区域，而肖又有着黑色皮肤，于是，“你是哪儿的”就成了一句不必回答而只为加强语气的问话—更是一句不可能答对的问话。这种对被害人来说极不公平的做法在黑帮成员看来非常正常，他们一贯认为，快速驶近某人，迅速射出几枪，疾速驾车离开是一种值得荣耀的行为。
肖吃了两枪。他的父亲听到枪声，从房里冲出来，看到儿子躺在一棵树下——三年前，父子俩和市长一起种下这棵树。“那是‘洛杉矶百树行动’，肖还在这棵树下和市长合了影。”肖的父亲含着泪，对芭芭拉回忆起自己与儿子的过往。
肖去世一年后，洛杉矶中学橄榄球队举办了第一次主场球赛，芭芭拉再一次应邀前往。开场前几分钟，她用相机记录了八名队员在衣帽间里手拉手祈祷的画面：他们紧闭着双眼，默哀，仿佛在感受这支队伍的前任领导者的存在。“我在心里默念我想到的一切，希望我们一切都好。”肖从前的队友唐·莱斯利哽咽着对芭芭拉说。
除了嗜血帮、瘸子帮以及“十八街”这些洛杉矶跨国犯罪黑帮，作为整个洛杉矶黑帮冲突的前沿，洛杉矶南部还是诸多黑帮的发源地，例如第三十八街帮(the 38th street gang)、佛罗伦萨13( Florence 13)。
这一地区是众多穷人的聚居地，人口复杂，尤其是黑色肤色和褐色肤色的人群关系紧张，那些持枪、驾车射击或是贩卖毒品的人群之间则更为紧张。让芭芭拉觉得最可怕的是，他们往往不带目的地选取射击目标，对那些突然闯进他们视野的陌生人，不加任何解释，没有任何警告，就扣动了扳机。
黑色回忆
在洛杉矶长滩纪念医疗中心，芭芭拉看到一个女孩躺在病床上，空洞而期待地望着窗外。她叫爱利卡·米兰达(Erica Miranda)，这个十岁小女孩有一天在普顿的老屋外抱着篮球蹦蹦跳跳的时候，街角处的一个年轻人忽然开始疯狂扫射，直接导致米兰达的背部、膝盖和臀部遭受了3 枪，她的两个亲戚也遭到了枪击。
戴维森后来知道，当时那个17岁的凶手正在参加他帮派的入会仪式，而后来在法庭上，这个帮派青年被无罪释放。米兰达和她的母亲现在仍然生活在康普顿，距离枪击事件发生地不远处。虽然事情过去很久，但是一家人仍然生活在恐惧中，她们始终怀疑有一天那个凶手会找到她们，报复她们，因为米兰达出庭指控了他。
和所有母亲一样，米兰达的母亲对芭芭拉哭诉说：“我希望那是我，而不是她来承受这一切。她不该被这样对待。”她也一直为没有让孩子在屋子里呆着而悔恨万分。
芭芭拉还拍下了米兰达的好朋友给她画的贺卡，稚嫩的笔触写着：“亲爱的，我们都希望你快点好起来。我们在为你祈祷——我和阿历克斯、托尼和安东尼在为你打篮球呢。”
对于那些无辜陨落的年轻生命，芭芭拉尽力保持着克制的愤怒和专业的冷静。丹尼·法伯二世在距离毕业还有三个星期的时候，死于黑帮枪战；14岁的多米尼克·皮特雷在混有黑帮成员的派对上遭乱枪扫射，不幸丧生。“凶手至今逍遥法外。”芭芭拉说，“她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呆在了一个错误的地方。”
那些逝去的生命固然无法追寻，留下的生者却要在余生中被迫与黑色的回忆相伴。这种无奈、生硬的现实无数次出现在芭芭拉的镜头下。
万圣节的夜晚，5岁的男孩香农穿着蜘蛛侠的戏服，在自家后院里玩耍。几秒钟之后，一场短暂而突然的黑帮枪战终结了他的生命。接着，媒体进行了大量报道，公众进行了集体哀悼，而让芭芭拉感到失望甚至愤怒的是，小香农的悲剧和其他黑帮冲突遇难者的一样，如闪光灯般从大众视野中迅速消失，不再被人提起。“但对于幸免者来说，对那些残疾的受害者、丈夫、父亲、母亲、挚友、故旧来说，没有遗忘，只有继续活着。”芭芭拉说。
硝烟散去，伤痛仍在。这一群体经年累月地挣扎于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中，而这种挣扎又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扭转了他们原有的生活。“他们有些人坠入了忧郁症的深渊，原本的工作和对生活的美好期望永远地漂浮在了水面之上；有些人成了积极的社会活动者，他们加入委员会、写信、在高校做演说，以期改变现有的法律制度；有些人苦于无脱身之计，无法离开现有的危险处境，只能依靠祈祷，惟愿那些可怕的经历莫再重来。”芭芭拉说。
奇迹
三年前，士兵阵亡纪念日的一个傍晚，孕妇罗斯·史密斯(Rose Smith)正从菜场回来，准备那天的晚餐。在瓦茨的家外面，她听到了枪击声。虽然知道自己并不是子弹的目标，因为这一带一直都是黑帮混战的场所，她还是本能地快跑。快到前门时，她忽然觉得，子弹已在瞬间撕裂了她的手臂、背部和下巴。“那一瞬间，罗斯唯一想到的是，天啊，别让我死！我还有两个孩子！我的身体里还有个孩子！”芭芭拉说。
事后罗斯才知道，其中的一颗子弹粉碎了她的脊髓神经。“医生跑过来说，我们用X射线观察过了，你以后不能走路了。”
幸运的是，她并没有失去肚子里的孩子。七个月后，她生下一个健康的女孩，取名为奇迹(Miracle)。“她的存在对罗斯来说就是一场奇迹。子弹穿过子宫，小奇迹却逃过此劫，尽管她一出生就对妈妈的止痛剂上了瘾。”芭芭拉在为她们庆幸的同时，更为这个五口之家的未来忧虑。
数月的物理治疗过后，罗斯和她的丈夫拼凑了一些钱，搬到了距离南加州大学不远的一所小公寓中。但她却从此只能和轮椅相伴了，丢了办公室行政的工作，到现在也没找到新工作。政府给她丈夫一小时 9 美元作为照顾她的工钱，但这种经济窘况犹如身处悬崖。这家人还在培植小奇迹的脐带干细胞，以期某一天能够用它来帮助罗斯恢复脊柱的知觉。
罗斯的丈夫曾这样说道：“没有‘奇迹’，我不知道我是否能挺下来。她和她妈妈一样，是个战士。”而在芭芭拉看来，“她们活下来就是战士”。
“除了自己，没人能帮我挺过来。孩子们总是给我鼓励，而我现在只是需要花更多时间来照顾他们....。.在我在遭到枪击之前，我和丈夫总是对半分家务活，现在，他要担负起更多的责任，但他渐渐知道，这就是生活了....。.孩子们总会问我，妈妈，什么时候能去迪斯尼呢？这是最让我心碎的事。”罗斯至今没有勇气告诉她的孩子们，她永远也不能站起来了。
“没有人帮助他们，她正在竭尽全力抚养她的三个孩子....。.罗斯的下半身瘫痪了，对他们来说，艰难的生活仍在继续。”芭芭拉说。
事实上，这种艰难和苦痛已让罗斯接近崩溃边缘：并非只是她再也不能走路，再也没法穿好袜子，也不只是和丈夫没来由地争吵，而是无论白天黑夜，原本心里那份宁静平和的感觉被永远地剥夺了。
“有好几天，我没法下床，因为我的腿抽搐得厉害腿上的神经痛起来就像火烧一样，万般刺痛。孩子们知道这些，因为如果我还没起来，他们就会走进房间，问：妈妈你还好吗，需要点什么吗？”
至今，警方仍未抓到嫌疑犯。据说这起暴力枪击和当地 Bounty Hunters的一场内部冲突有关，这一帮派是 Nickerson Gardens区域的主要黑帮势力，主要从事贩毒。
无解的问题
和罗斯一样，四岁男孩何塞的母亲温德丽·安德拉德也向芭芭拉提出了她的困惑。
2009 年的一个晴朗午后，洛杉矶的长滩，何塞和他的姐姐在家门前的走道上玩耍，不时对远处的冰淇淋车挥挥小手。而马路中央，一个46岁的中年男子和另一个人正吵得凶。他突然拔出手枪，扣动扳机——子弹却击中了小何塞的后脑勺，直达他的右耳附近。“我抱着他喊着叫着，却一直没救护车来，慢慢地我摸到，他脑袋上的洞在淌血。”这位母亲向芭芭拉述说着当时发生的一切。
万幸的是，小何塞活下来了。
这个如今头发蓬松的小男孩看上去相当健壮有力，很难让人想象曾被子弹击中过大脑。但事实却恰恰相反，他遭受了严重的失忆，学习能力受到影响，平衡性也存在很大的障碍，有时候会突然跌倒在地上，还会时不时暴怒起来，没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现在没法集中意识，不再是从前那个小男孩了。”芭芭拉说，何塞之前是个安静的小男孩，现在却经常容易激动，动不动就打人，却又时常会觉得害怕。
对芭芭拉来说，她遇见的灾难永远没有最糟糕的。这个一直梦想成为一名消防员的小何塞，在失去了一健康孩子的身体和心智之后，又在枪击发生后的第六个月，失去了自己的父亲——他搬离了这个家，留下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蜷缩在一张大床上。
芭芭拉说，那个黑帮分子最后被判了35 年监禁，但何塞经历枪击的走道上至今还残留着血迹，就像他们的生活中将永远留下无法磨灭的悲伤印迹，伴随他们接下来的人生。
“何塞的母亲最常对我提的问题是，因为这一切，他将和别人拉开多大一段距离？他今后又会遭遇什么？如果他没有遭遇这场枪击，他的未来又会是怎样？但是，她却没有能力带她的孩子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那些受害者的问题总让芭芭拉觉得自己能做的太有限，因为他们的问题从来没有人能够回答。
2009年万圣节前的晚上10点左右，威尔逊高中的橄榄球比赛刚结束不久，数百人聚集在校门口。身着超女服的麦乐迪·罗斯(Melody Ross)和好朋友多丽在路边交谈，但她的迷人笑容却在两个16岁黑帮成员向人群开枪后的几秒钟凝固了，并且躺在了一片血泊之中。“她叫过我的名字。”多丽不断回忆起最后一次听到她最好朋友的声音。
芭芭拉说，这一天，离麦乐迪 十六岁的生日刚过去一个月。这个亚裔女孩拥有一份漂亮的简历：荣誉学生、撑杆跳运动员、积极乐观、准UCLA人。
“一切原本就此结束。但是这一枪给她的亲人、挚友所带来的伤痛却如涟漪一般向外扩散。”上世纪80年代，麦乐迪的父母从柬埔寨的大屠杀中逃到了美国，本想给他们的孩子一个安全的环境，却没想到，“离开了柬埔寨的杀戮战场，却终结于另一场屠杀。”她的叔叔告诉芭芭拉。
多丽和麦乐迪原本计划一起上大学，都梦想成为时尚设计师。而如今，“多丽失去了她身体里的另一个自己。”芭芭拉说。“这些黑帮成员完全不知道自己伤害了多少人。他们伤害的是所有被杀害的人和他们的家人朋友，以及整个社会。”芭芭拉对多丽的这段话总是印象深刻。
而多丽一直在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她活了下来，她最好的朋友却没有。“她比我好，比我更能让人快乐。我也经历了枪击，但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是她？”
除了这些无解的问题，芭芭拉还记录下了故事开头那个无辜少年的父亲的提问。
芭芭拉说，肖的父亲曾是个谦逊低调的人，如今他却激愤而充满斗志，尝试去讨伐这个社会上存在的暴力。他不断对洛杉矶的官员进行长篇演说，以期改变对有暴力背景的非法移民的政策——正如那个“十八街”的黑帮成员埃斯佩诺亚一样。“如果早先他就被遣送回了自己的国家呢？如果他从未被允许走在我们的街头呢？如果那天他没有看到我的儿子呢？我有许多如果，但我却没有了我的孩子。”
但芭芭拉还是体察到了这个父亲的脆弱和无助，他对她倾诉道：“我的弱点就是一想到他就哭个不停。我没法再是以前那个我了，因为肖是让我得以完整的一个人。”而肖的母亲是在伊拉克执行任务期间得知自己儿子的死讯：“那怎么可能？美国理应是最安全的地方，尤其对于一个孩子来说....。.”
“肖的父亲如今常说的一句话是：你可以对明天存有冀望，但你只能是为此时此刻活着。”芭芭拉说。
葬礼那天，看到自己的儿子躺在棺材里，“像只狗一样被杀害，真让人有种要去把黑帮里的人统统杀死的冲动！”肖的父亲对芭芭拉说，“我梦想成为一个反犯罪的斗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