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摄影的时代使命与摄影师的历史责任
2008-10-10 11:42:04  李振盛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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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少武：当时拍摄这些照片，是受一个很有名的记者影响，他说：作为一个摄影记者的责任，就是不让历史留下空白。大概是六十年代初，就这么一句话，就使我的拍摄责任拓宽了。我特别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摄影在见证历史的时候，它是最有优势的。所以我拍摄这些照片时，不是为了“工作”和发表，是我有幸抓到这样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我曾经想，哪怕是一百年以后，就像敦煌壁画发掘出来那样，它就会非常珍贵的。还有一位著名的摄影记者说过：当重大事件发生时能够在现场，这是上天对一个摄影记者的最大奖励。当时自己在这个“文化大革命”的现场很兴奋，因为能碰上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还有，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我似乎没有那么强的派性，我认为不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有时甚至认为大家都在“胡闹”，加上当时我还算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摄影记者，于是“天时地利人和”在现场拍摄就方便多了。记得有两次红卫兵不让我进入批斗现场，当时把我急得实在没有办法了，我就豁出去了，把我的M-3莱卡相机调好了速度、光圈和焦距给了红卫兵小将。（记得一次是给了沈阳音乐学院的“井冈山”战斗队，一次是给了沈阳鲁迅美术学院的“红五星”战斗队。）结果这些大学生拍的那几张还真不错。a 

        李振盛：蒋少武先生比我年长8岁，参加工作也比我早得多。我想，当年如果我不是在黑龙江日报社摄影组，而是在蒋少武领导下的辽宁日报社摄影组工作，我会拍的更多更好。我当时没有遇到这样一位“明君”，蒋少武当时是摄影组长，他竟带头去拍“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照片；而我的工作环境却很痛苦，在五个摄影记者中我是年龄最小的，谁都能管我。他们经常打我的小报告：李振盛又拍没有用的照片了——凡是报纸不能发表的照片就是“没有用的照片”，这就是浪费公家的胶卷。所以我是偷偷地拍、悄悄地藏，最后把“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底片都藏在自家地板下面，才躲过批斗抄家的灾难。因此，今天当我看到蒋老拍的文革照片时，就在想我当时真是怀才不遇啊，如果当时在你蒋少武手下工作我就能撒了欢儿地拍。a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蒋少武是既听党的话，又不听党的话。当时是不准拍这些“抹黑”照片的，又不准见报，你能做到这一点让我欣佩。a  

        我和蒋先生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在某个时候受到某个人的影响。美国最大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记者曾慧燕采访我时，她写过这样一句话：“一言定终身”。也就是一句话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追求。确实如此，当年我在长春电影学院学习的时候，受到东方和西方两位摄影大师的深刻影响，一位是中国的吴印咸大师，一位是法国的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大师。a吴印咸当年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主任兼副院长，他应邀为我们讲课时说的话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他说：摄影记者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人，还应当是历史的记录者。a

        卡蒂埃-布勒松大师的“决定性瞬间”理论影响我一生的摄影实践。1960年8月中国文艺界把他当成西方资产阶级摄影的代表人物大肆批判，我向来有从批判中“逆向思维”的习惯，边参加批判边感受到他的“决定性瞬间”不是个坏东西，是很重要的指导性理论，便暗地里领悟其真谛，研究其作品风格，默默实践“决定性瞬间”理论。做梦都没有想到43年后的2003年7月，竟然会受到“我心目中的导师”卡蒂埃-布勒松大师的邀请与他会面，并为他拍照及合影。

        是这两位大师影响了我的新闻摄影生涯。文革时期，拍造反派集会的照片要突破重重阻力，有时我戴上红袖标让红卫兵认为也是他们的战友，想方设法尽可能多拍一些照片。可是几十年过去了，当年曾举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