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恩加德：我拍摄过希特勒
2009-4-2 11:10:13
美国《生活》杂志自1936年创刊以来，以新闻摄影的方式记录了从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50至70年代重大的历史事件。1990年初始，约翰·洛恩加德几乎找到所有健在的《生活》杂志摄影师，对他们进行电视采访。这是这些大师们首次面对摄像机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本刊摘选系列访谈中的第一篇(文有删节)，其主人公艾
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曾被称为新闻摄影之父，当时已是93岁高龄。
艾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以下简称艾森)：我从没有想到拍摄会成为一个职业。我的第一台相机是叔叔给我的生日礼物，那是在柏林，我11岁的时候。那是一台伊斯曼·柯达三号折合式相机，我拍摄一些喷泉、树叶、街景这一类业余爱好者们拍的东西，自己冲洗。1916年被应征入伍时我不再拍了，我只是个孩子兵，直到战后的1925年，我买了一台蔡司·伊—3相机，这时我才又开始拍照。1927年，我与父母亲去波希米亚度假，我拍摄了一幅一名女子在打网球的照片，时间是下午4时，她的倩影让我着迷，于是我拍了一幅照片。
有人说：“你应该把这幅照片给‘Der Welt Spiegel’杂志的什么人看看。”那杂志的意思是“世界之镜”，有点像《纽约时报》的星期日杂志版。编辑对我说：“我非常喜欢这幅照片。”当这幅照片刊出时，底下的说明是：“日西下，影渐长。”
我成了一名自由摄影师，拍各种文化事件，特别是音乐家方面的。我去了斯德哥尔摩，拍摄托马斯·曼接受诺贝尔文学奖。那时候，我什么都可以干，没有人会注意到我，在两腿之间，我藏着一个小三脚架，上面装着小型相机。在Ermanox相机上，我装了一台大口径的镜头，最大光圈是F18，相机上装着依尔福玻璃感光板，我自己冲洗。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测光表，就猜着曝光，我买了没有声音的快门装在相机上。我出席大量的音乐会，首场歌剧演出，拍摄所有那些名人们：福特瓦格纳指挥，布鲁诺·沃尔特独奏，等等。
1929年拍了诺贝尔奖之后，我的第二项外拍任务是去罗马西部的西西里，拍摄保加利亚的鲍列斯王子与意大利国王的小女儿索菲亚的婚礼。我到了那儿，看到墨索里尼与保加利亚的弗迪南特国王走在一起，弗迪南特国王有着一只全欧洲最长的鼻子，而墨索里尼趾高气扬地走着，我高兴极了，什么都拍。当我回到柏林的办公室，他们问我：“新郎、新娘在哪儿？”我说：“什么新郎、新娘？我根本就没有见到他们。”他们以为我疯了呢！伦敦新闻协会的负责人说我被解雇了，但他们办不到，因为我只是自由摄影师。1933年，我从德国的费列特列克芬搭乘齐伯林公司飞艇去巴西的潘那布哥。在航行中，发动机的声音一直极响，当发动机一停，一切静极了，人们跑来跑去，我问：“出什么事啦？”有人说：“我们要修补机舱。”有人从一架梯子上爬出去到了飞艇的顶上。我好不容易被允许有半分钟的时间拍他们修补。我只是从梯子上伸出头去，很快地拍了不到10秒钟。我拍了大约10张照片，就爬了下来。所有的人都问我：“外面很危险吗？”其实那儿一点也不危险，因为我们只是在漂流而已，也没有风，飞艇就像是一只气球，我拍到的是一幅极有空中感的照片。
第二年在瑞典拍摄国王古斯塔夫五世和他的家人时，我收到一封电报，叫我去威尼斯，因为在6月13日至14日，希特勒在那儿会见墨索里尼。我拍到了他们握手的照片。在两个月之前我在意大利为‘DieDame’杂志拍摄一些社交活动，我拍摄了各位部长之类的人物，因此他们认识我，我被准许在10英尺之外拍摄希特勒在机场与墨索里尼见面时的场面，这是我第一次拍希特勒，我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那时候，人们都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开枪打死他？”
我还在日内瓦拍了约瑟夫·戈培尔，他在六七名保镖的包围下走进会场。那些保镖看上去都是些很文雅的人，只有在衣领上，有着大号的德国万字徽章。你几乎都看不到戈培尔，因为他很矮，而且是畸足。大约三四个星期之后，我住处的门铃响了，我从门镜里看出去，只看到衣领上的那些大万字徽，我想：上帝啊，出什么事了，他们来抓我吗？但他们倒很友好，进来后，只是想取走他们自己的照片。
我是在1935年的11月底离开德国的，我有一年多没有收到新闻协会应付给我的钱，但当我到了美国之后，我设法把这些钱都找了回来。我在美国必须一切从头开始，这是相当不容易的。通过利昂·丹尼尔，我到一家叫Pix的图片社工作了15年，直到1951年我成了《生活》杂志的专职摄影师才离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