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恩加德：我拍摄过希特勒
2009-4-2 11:10:13  

　　约翰：你们吃了什么？ 
　　艾森：一只汉堡包，一杯奶油，我现在完全不会去吃这些，都是些不好的食品，今天我不会去的。 
　　约翰：你一直不知道那位水手的姓名？ 
　　艾森：从不知道。当《生活》杂志出版了这个妇人的故事时，曾说过“真正的水手现在会出现吗？”我觉得有80个水手会出现。有一个人甚至试图起诉《生活》，但被法庭驳回。那个人仍然说他就是那个水手，与他结婚的女子就是照片中的女子。但这不是真的。 
　　约翰：你是什么时候拍了那幅索菲亚半裸的照片？ 
　　艾森：是那幅作为《生活》封面的半裸照片？你知道吗？当这期《生活》刊出时我们收到了大约2500封信。很多母亲给《生活》杂志写信抱怨说，她们只有把封面撕掉，才能把杂志寄给在越南的儿子，因为照片太伤风败俗了。她们对在越南发生了什么真是一无所知。我们收回了大约800本杂志，而现在已有多么不同了！ 
　　约翰：有什么人你想拍却没能拍成吗？ 
　　艾森：我从没有拍过英迪拉·甘地，我想拍撒切尔夫人，但没有得到批准，我想拍毕加索也没能办成，但有人有机会与他呆在一起，我让他带上我的题词本，他在上面签了名(这是唯一的我没有拍到照片的签名人。我一共有9本签名题词册，这只是我的一种爱好)。我去过美国所有的州。我从没有去过俄国，从没有上过中国，我第一次去越南还是在几年前，也从没有去过匈牙利。 
　　约翰：你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一次拍摄任务吗2 
　　艾森：我从没有这样做，即使是一次坏差使，我还是去拍。你知道有时坏任务会拍出好照片，而好差使常常只能拍到一些不好的照片。 
　　约翰：很多人认为你最好的摄影故事是关于那些著名的英国人的故事？ 
　　艾森：可能是吧。在1951年，我在伦敦为温斯顿·丘吉尔拍了一次政治运动。我与丘吉尔一起旅行，也拍了克莱门特·阿特李和工党的一些人。我在11天里共拍了28人，只有一人我想拍但他拒绝了。他就是作曲家瓦格纳·威廉姆斯。拍哲学家贝却特·罗素时，我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他那样脸上没有表情的人，他对我说：“鳄鱼的行动也是极慢的。”亚历山大·弗莱明是位生物学家，他发现了青霉素，我是在医院里拍的他。 
　　约翰：对你的拍摄对象，你会说什么？你们讲些什么？ 
　　艾森：哦，那十分有意思，我只是记不得了。 
　　约翰：你对玛丽莲·梦露说了什么？ 
　　艾森：我说得不多。你知道，我在1953年，拍一个叫“美国的午餐时间”的故事，我拍了约翰·福斯特·托勒斯(1953～1959美国国务卿。译注)，拍了白宫的伙食，拍名人俱乐部。都是吃午餐的时候。我也上了巴弗列山拍工人建造大楼时坐在大梁上吃午餐。我后来问《生活》杂志在巴弗列山的负责人，他是不是认识玛丽莲·梦露，他说他认识。我说：“我想去拍她，你能给她打个电话吗？”玛丽莲·梦露在电话中说：“伙计，马上来吧。”真是极容易。那时候她已经很出色了。这是在她与乔·迪玛哥结婚以前。我拍过她坐在我腿上，还有我坐在她腿上的这一类照片，她说我把她的园子拍得像宫殿一样了。 
　　我拍过约翰·F．肯尼迪，这是个很好笑的故事。1960年，我去新汉普郡拍青蛙，有人告诉我在哈尼斯可以找到更好的青蛙，所以我又去了哈尼斯。那时候，民主党刚刚把约翰·F．肯尼迪选为他们党的总统候选人。之后他回到了哈尼斯港。在他的近侍中有一人叫唐·威尔森，是从《生活》出来的编辑。威尔森问我是不是想拍肯尼迪，他说：“如果你能从《生活》那儿拿到委派单，你就可以拍肯尼迪。”所以我用那儿的水池里有青蛙的理由，去拍了肯尼迪。 
　　肯尼迪极友好，我拍了他和他女儿卡罗琳。那时她才4岁吧。她把口香糖贴到肯尼迪的裤子上，桌子的脚上，他就对她说：“把你的嘴张开让我看看。”卡罗琳张开了嘴，他看看她的嘴里还有没有口香糖。我把这些都拍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