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摄影的严肃　严肃的摄影
2008-11-21 10:40:16  

        在西方，关于摄影的论说与文字，太多太多了——国中献身于当代严肃摄影的边缘人，想必早有自己的作品与识见——这本书，我宁可相信对于国中的画家们，对所有愿意睁开眼睛，用心观看的人，大有裨益。  

　　出于绘画的傲慢与偏见，几十年来，大部分视觉艺术家对视觉艺术的核心问题视而不见。恕我斗胆冒犯：我们的绘画、雕刻、设计、电影、戏剧、电视，甚至包括文学，虽曾试图探究各种尽可能深刻的命题，但因了不同媒材的“工具”意识与不同利益的“行业”藩篱，彼此隔阂，以至彼此无知，恐怕无心触及摄影自诞生迄今而始终关切的严肃命题。  

　　什么命题？为什么那是“严肃”的？我不知道。但这命题一直在那里，高高悬在所有视觉艺术的“头顶”。  

　　每当我面对严肃的摄影，如同遭遇警告，发现我其实不知道什么是观看、怎样观看。我积蓄无数理由，为绘画，为绘画残余而可疑的价值辩护，自以为懂得二者的分际，犹如律法，信守如仪。但摄影总能有效地使我暗自动摇，并给我另一副眼睛审视绘画，注视世界——摄影，以其自外于艺术，甚至高于摄影本身的原则——或谓“无原则”——给予我更为宽阔的立场。  

　　但我说不出那是什么立场。关于艺术？关于社会？还是关于“人”？  

　　摄影的专论不曾有教于我。不像绘画、音乐、文学，延绵久长，繁衍了自身的理论，并被包裹其中。摄影没有理论——萨特、福柯、巴特尔、桑塔克，均曾恳切地谈论摄影，周详透辟，视摄影为亟待认知而难以评论的事物。权威摄影评论家亨利·荷曼·史密斯即曾著有专文，题为《批评的困难》。  

　　我没有资格谈论摄影，只是对摄影持续惊讶的人。我甘愿一再迷失于摄影以及关于摄影的文字中。真的，摄影没有理论，如果有，很可能就散布在千差万别的摄影作品与摄影行为中，要么，我们就该倾听这本书中所有摄影家歧义纷呈的真知灼见。  

　　在我们的媒体、美术馆及艺术教育的意识中，“摄影”早已具备，“摄影文化”则尚未真正发生。出版界的情形略微不同，山东画报出版社面向大众的《老照片》系列，若经巴特尔锐眼审视，便得以提出照片背后的大追问。前卫艺术的某一“部位”倒是尖锐地意识到摄影的尖锐，惜乎其中“运动”的成分多于摄影。前时媒体颇为报道了一阵设在平遥的国际摄影展，自然是大好事，不过总觉得像是文艺派对……  

　　摄影的觉醒，应是人的觉醒，我看见，中国的无数表象与隐秘，尚在摄影机前沉睡。  

　　在重要的世界摄影舞台，我常为东瀛小国的摄影深度所震撼。我不妒嫉沃霍尔与杜尚，但难以遏制对日本人的妒嫉：此事非关民族的虚荣与自尊：我们的体育、电影、前卫艺术(包括其中有限的摄影作品)早已“走向世界”，然而在“世界摄影”中，虽然常会出现西方摄影家镜头下的“旧中国”或“新中国”，但恕我直言：罕见，或根本看不见中国摄影家。  

　　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摄影比任何艺术更严肃、更无情。摄影难以为社会所驾驭。惟摄影胆敢自外于艺术，如书中大部分摄影家，宁可悬置自己的身份。他们，是一小撮内心深处不顾一切的人。  

　　巴特尔对这本书中格外个人化、风格化，或注重新闻纪实的摄影，均不看重，他有道理。但他洞察摄影的桀骜不驯，竟将摄影认作是“疯狂的姊妹”。他发现，“持续地注视”照片，总伴随着“潜在的疯狂，”因为“注视既受真理影响，也受疯狂左右。”当他在《明室》的书写中寻获摄影的“所思”乃是“此曾在”——较为周全的翻译是：“曾经存在，但现已不存在的东西”——结论是：“摄影、疯狂，与某种不知名的事物有所关联，”那“不知名”的，是什么呢？他称之为人心的“慈悲”：  
　　“从一张张照片，我……疯狂地步入景中，进入像中，双臂拥抱已逝去或将逝去者，犹如尼采所为：1889年1月3日那天，他投向一匹遭受牺牲的马，抱颈痛哭：因慈悲而发狂。”

　　在《明室》的末尾，他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