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记者蒋铎：我的新闻摄影之路（访谈实录）
2008-3-24 10:10:25  摄影吧

　　另外从拍摄方法上说，我一直崇尚抓拍，我喜欢自然的，这时候好象如鱼得水，我就可以真实地反映生活，面对生活。所以这样我就进入了一个拍新闻照片的活跃期。

　　【主持人】能给我们讲一促使你这样的转变，肯定你曾经有摇摆过，为什么后来决定一定要在旁边抓拍呢？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事情。

　　【蒋铎】真的有一些转折，刚才大家看到的都是我现场抓的，因为你作为记者不能交卷也不行，因为也有一些摆了以后拍，为了登报也有这样的拍，但是从我个性出发，我认为自然才是我，我看到什么，拍什么那才是我。但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局限。所以有了这个转折以后，因为讲究实事求是了，我就可以直观地、视觉的，我看到什么，更多的按照新闻规律办，我就有这种自由了。

　　我可以给你讲一个故事。正好这个转折是1978年和1979年，1978年我拍了一个反映儿童的照片，叫“祖国的花朵”，整个一版都是彩色照片，从各个方面反映孩子的生活。那个照片几乎都是摆布的，因为摆布的照片拍出来以后，不是别人批判我，反响还挺好，我的新闻作品生涯中，来了很多信来称赞我，说我照片拍的非常好。因为过去都是假、太空的东西，但是我拍的孩子都是关于他们学习、他们成长的东西，虽然是摆的，但是还是让人眼前一亮，他们还是感觉很新鲜，眼前一亮。但是我自己还是在反思，这样拍不行。

　　其中有一幅照片叫“三好生”，反映一个三好学生，我拍他上课时候一个肖像式的，校长一听是人民日报来人，很重视，我说这个小学生要眼睛大大的，不要太胖，不要太瘦，校长挑出五六个小孩，因为他不在状态，怎么看都不行。最后勉强挑了两个，我就导演。拍了以后，见报了，虽然见了报，也受了表扬，但是我心里还是觉得这不是我。

　　到了第二年，1979年，当时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1979年又是五月份，我再拍一次，这次很明确地我用我自己的方法，所谓抓拍，我想抓拍最本质就是以生活为第一，记者是服从于生活，我的工作是选择，这样我花了几天时间，我不声不响，学校说你有什么要求，我说我没有要求，就让我听课，我开始一进去的时候，孩子觉得来了一个生人，我听了几节课以后，孩子也就无所谓了，这样我就进入了，我拍了一个小孩，就在黑板上默写生字，他的表情、眼神、嘴角都是完全他自己的，不是我在那逗他笑，这张照片拍完了我心里踏实了。

　　影响我转变的是有一位老人，他也提倡抓拍，他的理论也对我有影响。当时看了一个安东尼奥尼，那是“四人帮”的时候批判他，批判他的目的是批判总理，这人是一个意大利很伟大的导演兼摄影师，他是一个比较客观的人，总理请他拍，结果拍了以后，被“四人帮”批得太糟糕了，实际上整的就是总理。“四人帮”粉碎以后，又让大家看，我看了以后感到很惊奇，拍得太好了，他完全是现场的，没有一点干预的拍，都是偷拍的，抓拍的，拍的非常活灵活现，我觉得影像可以这样鲜活，这样生动，他这个对我影响很大。

　　再有一次就是刚才你讲的罗丹，我也在学罗丹的《艺术论》，包括李可染的书。这些都是对我潜移默化的。

　　【主持人】您的作品就是您自己内心东西的反映。知识还有各方面想法的综合反映。

　　【蒋铎】都是有关系的。这些储备和新闻摄影看起来没有直接的，但是在背后都起着重大的影响。你讲的话题，作为一个记者，不管是文字记者，还是摄影记者，这是非常至关重要的。比如我们摄影记者，很容易就镜头论镜头，就是快门速度。没有知识、文化的积累，光是靠相机是不行的。所以现在有一个说法，摄影记者实际上比的不是镜头，或者不光光是镜头，而是指你的镜头后面的文化积累的东西。

　　这是刚才我说转折了以后，一次很重大的尝试。这组照片见报的题目就叫“大有希望”。拍摄时间正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后，1978年底到1979年初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