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地区佛教艺术与弥勒造像１
2006-12-12 9:24:36 嘉木扬・凯朝 

       其后，蒙古帝国的王子阔端王（Godan han  1206-1251）给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祖萨迦班智达（Sa skya pandita 1182-1251以下略称萨迦班智达）发送的“阔端通达亲书”，是由萨迦班智达接到信函后，前往蒙古地区弘扬佛法七年有余，其间，萨迦班智达亲笔给西藏僧俗写了“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Bu slob rnams la spring ba bshugs）”，解释说明了蒙古帝国的具体情况，成为西藏归顺蒙古帝国的契机，树立了蒙古帝国和西藏的政治与宗教关系。进一步确立了佛教传入蒙古地区的新篇章。阔端王与萨迦班智达的会晤史称“凉州会谈”(今甘肃武威)。上述的蒙古帝国佛教弘传情况，可以说是蒙古佛教的黎明期。
    元世祖忽必烈汗(Hubilai Han 1260-1294，Sechen  Han 蒙古语也称薜禅汗)与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祖八思巴・洛追坚赞（hphags pa blo gros rgyal mtshan 1239-1280 圣者慧幢,以下略称八思巴）共同推动蒙古佛教的发展。忽必烈汗首先从八思巴接受了藏传密宗灌顶之一《喜金刚灌顶》(dGyes pa rdo rje yi dbang bskul pa)等密宗大法的传承仪轨，忽必烈汗封八思巴为“三界大国师(khams gsum chos kyi rgyal po)   ”，和帝师，即皇帝的老师，帝师掌管全国宗教事务，除八思以外，还有汉传佛教的高僧海云法师和克什米尔的那摩国师，先后被封为元朝的国师。更值得一提的是蒙古帝国至元朝时期的伟大的活动家，蒙古帝国的禅人宰相耶律楚材(1189-1244)从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时期到窝阔台汗(1229-1241)、贵由汗(1246-1248)时期，约26年为蒙古帝国出谋献策和传播佛教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元朝时期的蒙古地区佛教，已经建立了蒙古佛教的寺院，有蒙古人出家为
僧，有蒙古文翻译的经典和蒙古人佛教信众。这里不多加论述，请参见笔者著的《蒙古佛教的研究》(日本法藏馆，2004年)。
    萨迦派以外对蒙古地区佛教和藏传佛教比较有影响的教派是噶玛噶举派（Karma bkah rgyud pa）。元朝以前蒙古帝国的蒙哥汗（Mongke Han，1252～1259在位）曾敕封噶玛噶举派的噶玛拔希（Karma bagsi 1204-1283）为“国师” 授与玉印，总领天下释教的重任。赐给金边黑僧帽，尊崇为“噶玛拔希”，拔希一词是蒙古语 “老师”、 “上师”之意。以此为契机，蒙古佛教和藏传佛教诸派先后都产生了活佛转世制度。即前后藏的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管理内蒙古地区、北京以及包括东北三省吉林、辽宁、黒龙江蒙藏佛教事务的章嘉呼图克图(Zang skya Qutugtu)，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rJe btsun dam pa Gutugtu) 等大活佛转世系统，极大地影响了蒙藏地区政治、宗教、文化等等。 
    据蔡巴贡噶多吉著的《红史》 记载，噶玛拔希在蒙古帝国的时候，修建佛教寺院3000余座，尚可能包括汉传佛教的寺院，以祈祷国泰民安，使人们安居乐业。尊师还请求蒙哥汗，在西藏楚布寺建经堂?茉炝烁叽镌?50尺高的释迦牟尼佛(šagjamoni borqan)像，左右塑造了五部佛和弥勒菩萨、文殊菩萨(manshir borqan 蒙古语)、观世音菩萨(aryabalu borqan蒙古语)等九尊造像。
    蒙古地区佛教到了明清以后，蒙古人主要是与藏传佛教诸教派的格鲁派(dge lugs pa意为善律派)进行了频繁的交流，他们之间的开拓者是蒙古土默特部的阿勒坦汗(Altan Khan 1507-15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