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格南图片社 拍得出的荣耀 拍不出的尴尬
2008-3-20 10:22:57  人民摄影网

　“我想提醒各位，马格南的成立是为了让我们，事实上是迫使我们，用自己的能力与解读为我们的世界和时代留下见证。我在这儿不想细说是谁、什么作品或者为什么，但我深深感到某种症结正降临我们当中。这也许是外部环境的作用，但并不能成为我们的借口。当标志性的事件发生，或许并没什么赚头，但只要你在场就应当用照片的方式介入我们镜头前发生的现实，毫不迟疑地牺牲物质享受与个人安全。回归我们的源头，将令我们的头脑和镜头逾越常常包围我们的生活假象。我震惊地看到有这么多人，几乎完全受制于客户的要求……”
      　　——亨利·卡蒂埃·布勒松
      　　　　
      　　6月8日，马格南图片社的三位摄影师来到广州，在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的一间会议室里开始他们此番来华的又一次“大师班”。这种向同行后辈展示、讲解自己的作品，之后进行问答交流的研习会（英文通称“WORKSHOP”）可以很活泼，比如有人很直接地问：“进入马格南之后，每个月能挣多少钱？”“总之生活能过得很不错。”台上的英国摄影师克里斯·斯蒂尔·帕金斯笑着把这个问题含糊过去。
      　　像“马格南中国行”这样的活动，摄影师们固然是按日收取酬劳的。“每年有两三次的研习会吧，”法国摄影师帕特里克·札克曼说，“不过我当然是不想花太多时间在这上，毕竟我要做个摄影师。”
      　　以马格南图片社的鼎鼎大名，成员摄影师的收入应当不在话下。不过图片社主席托马斯·赫普克在接受《中国摄影》杂志采访时却说，自己加入马格南之后最大的变化是挣得比以前少了，“现在我得把收入———包括加入马格南之前所拍作品的收入，比如为《明星》杂志拍的作品———按一个百分比交给马格南。”
      　　“你加入马格南，就持有了它的股份。你总得有所付出。”札克曼向记者证实了这个说法，“事实上头一两年肯定是挣得少了。你所有的作品都交由马格南代理，而正在拍摄中的项目眼下又还不可能获得收入，至少得一年之后吧。但马格南给我们自由，这是自由的代价。而且马格南显然会带给你更多的委派任务。”
      　　札克曼所说的自由，是可以不那么受到杂志、出版商等图片客户的要求限制。有了组织来负责档案管理与销售工作，摄影师可以全力地投入工作；接拍一些收入丰厚的任务之后，便能倾注于自主选择的、尤其是需要漫长周期的主题。他们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坚持自己的拍摄方向。
      　　独立、自由，可以说正是58年前马格南图片社成立的初衷。
      　　摄影师的方向常常是变化的。克里斯·斯蒂尔·帕金斯1983年拍摄的“贝鲁特：前线故事”系列中，有一幅非常有力的作品：墓碑上，一名战死的黎巴嫩青年的头像照片又被流弹击中，弹孔四周，裂缝在那张脸上蔓延。“这简直是战争对一个人的双重杀戮。”帕金斯在讲解时说。但今天他却觉得当时在黎巴嫩的作品是稚嫩的：“那些时候我看到有的摄影师在没有战斗发生时，根本连照相机都不端一下，多么荒谬。后来，我个人更乐意关注人的日常生活。”
      　　1990年帕金斯在阿富汗拍摄的一系列作品里，没有战斗的场面，却有北部山区劳作的农民。在另一张照片中，同一群农民已经荷枪实弹满满坐了一卡车，出发去跟塔利班武装打仗。“那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帕金斯后来娶了一位日本妻子，在研习会上他展示的最近作品是“富士山”系列。与我们常见的、樱花美景衬托的富士山大异其趣，照片远景中的富士山有时甚至需要留心寻找，而前景是废车场、室内温泉浴池、高尔夫练习场、主题公园、凌乱的房屋……
      　　札克曼同样是兴趣多变的人。1980年代初他在那不勒斯近距离拍摄黑手党的系列作品令人惊讶，他展示的第一张照片就是在一辆轿车内，拍摄伸出车窗一只握枪的手。因为朋友介绍看到大量1930年代的上海电影，他对中国产生兴趣，于1982年来到上海。他见到了导演谢晋，还为影星刘晓庆拍了照片，而至今仍令他耿耿于怀的，是他那时不被允许与中国人直接交流，有人为他安排一切活动。
      　　作为生于法国的犹太人，他的波兰裔父亲和阿尔及利亚裔母亲却从未给他讲过家族往事，于是札克曼开始用照相机寻根。名为“身份之探索”的犹太人系列拍完，用他自己的话是“这个题目拍烦了”，他又开始拍摄欧洲、美国乃至东南亚的中国移民。这个题目又“拍烦了”，再去拍法国的马里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