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之道

　　“对于收版面费，我们本身也很无奈。”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一家核心期刊的主编邱阳称。

　　这位已经供职多年的主编披露，他所在的期刊原来是由政府划拨经费，衣食无忧。但由于出版单位全部实行了“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杂志社的一切开销均须自负盈亏，同时主管部门还给杂志下达了每年50万元的“创收任务”—— 这让他不得不想方设法赚钱。

　　与市场化媒体不同，学术期刊的发行量并不大，即使邱阳带领编辑们“跳起来摘桃子”，发行量也只有6000份左右。“这还算是好的，中国很多学术期刊发行量只有1000份左右。”他说。

　　在向许多同行“取经”后，邱阳开始了一系列改革：加收版面费、协办费，以及通过广告宣传来完成创收任务。

　　杂志开始不断扩版—— 开始是60多页，后来扩到80多页还不够用，现在扩到了120多页。而刊物封面和内芯采用高质量纸张。“这能体现刊物的档次，有利于做广告宣传。”邱阳说。

　　为更好创收，邱阳确定了一个原则：精品文章不收费，普通文章收费。一方面，为保持“核心”，编辑部在每期的头几篇文章上下工夫，“不惜花重金邀请知名学者、教授写稿。因为他们的文章被引用和转载的概率也比较大”。这种做法被一位知名专家所证实：“作为导师，有的时候我要帮助学生推荐一些论文发表，我推荐的论文从来不收版面费的。但我推荐论文的同时，他们要我自己再写一篇发在他们的期刊上。”　

　　2007年，邱阳的杂志一个页码收500元版面费，今年提高到了1000元。他的解释是，提价是由市场决定的。但是等着发文章的人还是在增加，核心期刊不能眼看着到手的钱不挣，于是就应运而生了多种生财之道—— 一些期刊经常会隔三差五地出个“增刊”，赚上一笔；还有诸如AB刊、缩小字号，变相增加版面等行为。

　　而为了发文章，小到教师个人，大到院系、学校都绞尽脑汁，办法也层出不穷：

　　比如，由院校领导出面，付给核心期刊或本校学报协办费，期刊就要为这所学校留出几篇文章的版面，为师生创造发稿权；再如打着科研出版经费的名目拨一些资金在某期刊上开个专栏，这个钱要比版面费高出几倍；学校或者院系还会请一些权威期刊的主编、副主编或者说了算的编辑到学校作报告，以付邀请费和报告费的方式来拉拢核心期刊社的主编、编辑们……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任剑涛认为：“当政府以市场导向将报纸杂志一股脑地推出去的时候，就注定了本来应该由政府局部供养的真正的学术杂志命运多舛的未来。于是，鱼龙混杂的‘学术’杂志几乎都开始了学术创收，将杂志当作营利工具，并以所谓生存的名义为自己赢得辩护理由和同情声音。”

　　谁是“核心期刊”？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曾在2000年发布《关于禁止收费约稿编印图书和期刊的通知》：任何出版单位不得以任何名义和手段向供稿个人和单位收取任何费用，一经发现，将严肃处理。

　　然而现实中，版面费现象愈演愈烈。学界认为，这与中国当前的学术评价体制有关。?荨上接第5版

　　目前，国内有六千多家学术期刊，最大问题是无力承担专家的审稿费。武汉某大学自动控制专业的一位博导说：“有些权威期刊会邀请一个评审专家进行审读，一篇尖端的科技文章要看一个多月。所以国家不拨款的情况下收审稿费，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在国外，权威期刊审读文章的专家，不仅会对论文的研究成果在理论上推导，甚至会重新验算一遍，比如计算机仿真研究。

　　与真正的权威期刊邀请专家审稿相比，一些“伪核心”期刊不负任何责任。另外由于缺乏科学的监管体系和追惩制度，有些学术期刊一旦有了刊号和名分，也就获得了一劳永逸的生存权，既没有对期刊出版质量的定向考查，也疏于相关的跟踪审读。

　　随之而来的，则是一系列的智慧贬值。2006年度，按国际论文发表数量排序，中国跃居世界第二位。这是一个值得国人自豪的名次。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近期一份报告指出：中国80%左右的国际论文分布在零被引用区和低被引用区，即十年来都未被专家引用过或仅仅引用过一次。有人戏称，中国的SCI，是“Stupid Chinese Idea”(愚蠢的中国想法)，而不是“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