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司法变迁:从严打到收归死刑复核权
2008-11-5 10:26:24  京华时报

　　“判决故意杀人犯崔英杰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07年4月10日，北京市一中院最大的法庭内，法官用庄严的声音宣判。

　　崔英杰本是一个卖烤肠的普通小贩，因城管查抄街边摊位，他拿出切烤肠的小刀，捅死城管李志强。

　　崔英杰的辩护律师夏霖说，如果此事发生在严打时期，崔英杰就是有九条命，也早被判死刑了。

　　严打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共有3次，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过，追求公平和正义的脚步从未停止过，死刑复核权最终还是走上回归之路。

　　严打拉开帷幕

　　时隔多年，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刑法研究员刘仁文仍然记得，老家湖南隆回县治安混乱，当时在邻村工厂上班的姐姐每天下班后，都由家人打着手电筒、骑着自行车去接回来。

　　在上世纪80年代，这种治安混乱的现象比较普遍。很多法律界人士认为，“文革”引发的暴力倾向，在改革开放初期，转化到了刑事领域。曾任司法部部长的刘复之撰文指出，“文革”十年留下的后遗症之一，便是滋生了一大批以暴力为主要特征的打砸抢分子、抢劫犯、杀人犯、盗窃犯和流氓团伙犯罪分子。

　　虽然1979年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已经出台，然而在巨大的社会问题面前，司法显得微弱无力。

　　此时，一场带有浓厚行政色彩的严打开始了。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研究中心主任樊崇义，在1983年带领学生到河北法院实习，正巧赶上了严打。学生们从各个地方回馈的信息触目惊心，包括唐山的菜刀帮光天化日之下抢劫、邯郸的某个矿区到了下午就门户紧闭……

　　社会治安的混乱引起官方的重视。1983年9月，《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公布，严打正式拉开了帷幕。

　　公检法系统开始夜以继日地工作。樊崇义就经常被叫起来去参加严打，他始终记得，大半夜去破案，经常是公检法系统一起出动，数十上百名警察穿着制服走在大街小巷，气势非常宏大。

　　同时，留在人们集体记忆中的，还有公判大会。刘仁文说，当时被押到现场的犯罪分子，戴着画了大红叉的木牌，垂头丧气，听候着声势浩大的审判。台下，上万名群众都在围观，人们窃窃私语，“这不是谁谁家的儿子吗？听说抢了几千块钱，被判死刑了。”

　　根据官方通报，严打取得成效，1984年1月至8月，全国刑事案件的发案数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31%，犯罪率接近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数。

　　沉重代价

　　这样低的犯罪率，在一大批法律界人士看来，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不计其数的人轻易被判重刑，司法的进步摇摇晃晃。

　　1984 年，一个农民拉着一大车西瓜进京来卖。在北京火车站，等待他的是十多名小贩。小贩们等在火车站，纷纷计算着自己该进多少货，大致几天能卖完。西瓜车来了，小贩们一拥而上，围住农民开始询问价格。憨厚的农民被团团围住，不知道该先回答谁。慢慢地，这些只是为了争得西瓜货源的小贩，开始自行拿西瓜。随后，更多的小贩也加入拿西瓜的行列。农民看着自己辛苦种的西瓜，就这样被人抢了，于是四处阻拦。此时小贩们不再听农民的话，他们装着西瓜就走了。有个小贩，只抢到了一个西瓜。

　　这些哄抢西瓜的小贩，如果提前预知自己被判刑，那么即使无瓜源做不成生意，也不会脑子一热去冒这样的危险。他们的罪名都是抢劫罪，很多人被判死刑、死缓、无期徒刑。甚至只抢了一个西瓜的小贩，也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一个西瓜，竟然换来这样15年的牢狱之灾，太不堪回首了。”研究刑事诉讼法的陈光中说，这是适用了严打中的“从重从快”原则，也叫做“依法顶格判刑”，比如盗窃罪，顶格是死刑，平时大多是有期徒刑10年以下。严打时候，基本都是顶格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