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司法变迁:从严打到收归死刑复核权
2008-11-5 10:26:24  京华时报

　　被从重从快判刑的人，在全国各地屡见不鲜。现年80岁高龄的法学家陈光中举了一个发生在河南的例子：一对青年男女恋爱，遭到女方家长反对。两人没有退却，反而离家同居。女方家长在找到他们后，将女青年领回家，并报案说男青年强奸了自己的女儿。“这名男青年因流氓罪被判处了死刑”。

　　流氓罪，在当时属于“口袋罪”。陈光中解释说，严打中被逮捕的人，很多行为并不符合刑法中规定的罪名，于是就往最接近的罪名靠。如此一来，众多“口袋罪”便“脱颖而出”。

　　在街上撒尿叫流氓罪、男男女女的朋友一起跳舞叫流氓罪、年轻人在公园谈恋爱被逮住也叫流氓罪……

　　“法治精神实质是公平和正义，严厉的刑罚并不一定收到预想效果。”陈光中认为，严打其实有杀一儆百的意思，然而实际上，是否能儆百不得而知。即使能够儆百，那么杀的这个“一”是否真正该杀？他是否罪大恶极到生命权就该得到剥夺？

　　当时，办案效率之快令人生疑，代价是不讲诉讼程序，不讲诉讼职能。本来只有中级法院才能判处死刑，但是不少死刑是由基层法院判的。

　　严打的变迁

　　1983年的严打站住了脚步，并持续了3年半。

　　作为一种打击犯罪的行动，严打经历了三次变迁，除了1983年，还有1996年和2000年的严打。

　　1996 年，改革开放方兴未艾，城市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极大改善，当时的口头禅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策动叛变罪、反革命破坏罪等犯罪几近绝迹，经济类型犯罪日益增多、黑社会性质犯罪开始抬头。此时的严打重点是打击“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和流氓恶势力，侦破抢劫金融财会部门和洗劫车辆等重大流窜犯罪案件，打击贩毒贩枪、拐卖妇女儿童、卖淫嫖娼、制黄贩黄、赌博及数额巨大的多发性盗窃案件”。

　　律师夏霖自重庆来北京从业4年后，明显感觉手头经济类型案件越来越多。他说，人们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时，已经学会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期待律师帮自己寻求公平与正义。

　　2000 年，改革开放如火如荼，黑社会性质犯罪日益猖獗。当年的报道说，中国法院系统审判的黑社会性质案件是1996年的6倍。12月，中央又一次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打黑除恶”严打运动。此次严打的重点对象是“有组织犯罪、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和流氓恶势力犯罪；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盗窃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多发性犯罪”。

　　当时，“依法治国”已经纳入正轨。陈光中最早带出的博士，已经成为中国法学界的顶梁柱。他说，很高兴看到诉讼法学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期待中国的诉讼程序尽快与国际接轨。

　　“ 虽然都叫严打，可是能明显看出，这三次严打的程度在逐步降低。”刘仁文说，1983年的严打，力度最大，不仅公检法系统参与，公判大会这样的事情，也需要老百姓的参与；1996年的严打，只是由公检法系统参与，不再需要其他部门参与；2000年的严打，力度远远小于前两次。

　　此时，专家们开始审视严打。2005年，刘仁文在论文《近两年的社会治安与“严打”整治》中明确指出，“要妥善处理严打与依法治国的关系”，“要正确处理严打与保障人权的关系”。

　　更何况在加入WTO后，中国已经签署了两份联合国人权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后一个公约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关于刑事诉讼的，对于死刑复核、逮捕、拘禁的原则和内容作了详细规定。

　　死刑复核的尴尬

　　法律界人士认为，严打阻碍了国内司法的本身程序，损害了法治的公正精神。死刑复核权的尴尬地位就是严打时期形成的。

　　1979年出台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规定，死刑复核权归属于最高院。完整的程序是，中级法院一审死刑，高级法院二审死刑，最高院进行复核。

　　严打开始后，根据修改后的人民法院组织法，最高院将死刑复核权下放至各省级高院。这个权力的下放，意味着死刑的二审法院与复核法院合二为一。判处死刑的是中级法院，二审便是高院，当时，复核也在高院进行。那么同一法院的审委会，怎么会在短时间内就一个死刑案件，作出截然不同的两种判决呢？如此一来，死刑复核作为一种监督程序，其意义受到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