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院副院长称民告官成本过高(组图)
2008-3-16 9:09:08   中青在线

　　从宏观上来看，这部法律是1989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一部基本法，这部法律在当时，我觉得在中国法制史上还是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法律，确立了司法审查制度。

　　主持人：用通俗的话就是从这个法开始实施，中国老百姓就可以“民告官”了。

　　吕忠梅：对，我们的“民告官”从这部法律开始，所以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跟过去的老百姓，民不告官的这种理念是有一个很大的转换。但这部法律经过了18年，这18年的运行，从国家来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国家修宪，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目标的提出，宪法明确提出，然后从我们的法制政府，服务型政府这个目标，从我们国家过去在体制改革的初期，经济改革的初期，关注的是我们的经济增长到现在更加的关注民生，来更加的关注民权，同时我们，修宪两个方面，建设法制国家同时还要保护公民的人权，在宪法里面具体写进去。所以这样的一些大背景都使得，我们的民生问题，我们的民权问题，我们老百姓和政府之间如何构建一种和谐的社会关系问题，这些问题都更加的凸显，那么我们这部法律在运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就是一些理念上的一些根本的问题。所以现在这部法律的修改，我觉得这个大的背景，首先还是从我们就是做这个议案有一个这样的基本认识。

　　主持人：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讲，这部法律第一个有修改的必要性，第二个也具备了这种可能性，您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也好，还是说准备议案的过程当中也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到底导致了“民告官”的难，难在哪儿？难题在哪儿？

　　吕忠梅：过去叫“老百姓不会告、不愿告、还有不敢告”。这是三个难，讲进门的问题，进法院的大门，他不会，他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途径。第二个他不愿意，什么叫不愿意呢？就是我民不与官斗，老百姓跟政府打官司，总是要吃亏的。另外还有一个，有很多现实的问题迫使他不敢告，为什么不敢告？很多人就讲我赢了这场官司，我会输掉一辈子。

　　王锡锌：可能还要加一个不能告。

　　吕忠梅：我也想告我也敢告，但是因为你的法律规定，但是这个事情不能告，所以导致进门本身就非常的难，对于法官来讲也有一个问题，他叫做什么呢？首先叫做不会审，素质的问题，法官队伍的问题。还有一个他不敢审，来自外部的一些问题，是不是？还有一个难的是不愿审，因为我审了这个案子，我将来会有很多的问题，法院面临着很多自己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里面，那么再加上王老师刚才说的还有一个不能审，因为很多案件，从法律规定上来讲它就是进不来的，我们用我们的专业术语来讲，我们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到底有多大？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它是有一个一般性的规定，采取了列举式的，大体来讲，首先我们讲只有具体行政行为法院才能审，我们讲的具体行政行为是针对某个人的具体的某个事件，行政机关做的东西我们才能受案。第二个，具体行政行为里面采取了列举的方式，哪些可以审？

　　主持人：在列举以外的都不能受理。

　　吕忠梅：对，所以有一些案件就不能审，另外凡是抽象的行政行为，我发布公告的，就不能审。

　　主持人：是不是就是平常所说的“红头文件”？

　　吕忠梅：对，很多红头文件就不能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受案范围问题实际上就是现在，就是说我们到底什么样的行政行为要进入法院的司法审查程序，一个是我们司法实践当中遇到了刚才说的进不了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加入WTO我们有一个承诺，对于政府的经济行为要进行司法审查，有两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我们前面，所以这一部分是我们受案范围是这一次修改，我们提的议案里面一个非常大的重点。

　　主持人：要解决进门难的问题，是首先需要破解的问题。王老师从您的角度来说一下。

　　王锡锌：刚才吕院长讲的，也是我们从行政法学，《行政诉讼法》理论研究角度，我们一直在讨论的一个问题。从理论上来说，任何一个制度本质上不过是一种消费品，所谓制度作为消费品。也就是说，你这个制度设计出来以后，要有人去消费，那么老百姓就是潜在的消费品。你刚才谈到最高法院报告，提到这个数字，它说明了一点问题，至少还是我们现在不愿意去消费这个制度，那这个制度当时设计的时候，我们又说是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组织合法权益的，那现在为什么？你设计一个制度保障我的权益，而现在却不买账，不去用这个制度？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刚才吕院长讲到了，“四不”，不会，不敢，不愿，不能。这个东西严重的限制了一种公共制度的消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假如你不在一些制度的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有所突破的话，那么这样一个制度慢慢地应该说就失去它的应有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