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学本 中国摄影史上失踪的大师
2009-5-10 10:28:35  

　　庄文骏介绍说，“从1934年至1944年这10年间，父亲用镜头‘探测’了四川果洛草原等少数民族地区，拍下了5000多幅西部少数民族风情老照片。这些照片形象地反映了60多年前当地的民族风情、风光、独特的社会结构。”《良友》画报在1940年9月号就推出了由特邀记者庄学本拍摄和撰写的“新西康专号”。《良友》画报的稿酬成为支撑家用的主要经济来源，遗憾的是，有着庄学本作品的《良友》画报图片库的几万图片却不知遗落何处。

　　庄学本在当时已积累了一定的名气，国民党政府护送班禅回藏专使行署聘用了庄学本为摄影师，受中央研究院和中山文化教育馆委托，庄学本进行少数民族体质测量、收集少数民族文物标本。而在此期间，庄学本在1938-1941年期间考察了西康的藏、彝、苗、僳、纳西等少数民族地区，并于1941年举办了“西康影展”，以真实的形象介绍了西康的山川、地理、民族、物产，吸引观众二十万余人次，其中有国民党高官如孙科、于右任、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等。据庄学本在《筹办西康影展经过》一文记载，“总计影展材料的搜集占23县，费时3年。举行影展的都市3个(重庆，成都，雅安)，会场8处，陈列9次，展览37天，观众约20万(重庆10万，成都10万，雅安8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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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康影展被称之为“中国摄影史上不应遗忘的历史事件”，不过，对于到场人数到底是多少？20万的数字是否有夸大成分，庄文骏对此拿不定主意，以致不少文章中也出现了“参观人数是10万”的数据。庄文骏说，这是他的“有意而为”。“经历了文革，我习惯将数据往小里说。”不过，庄文骏在后来的资料中，证实了“20万”的数字是属实的，“在1941年2月到5月，重庆新民报、重庆大公报、成都中央日报、成都中国日报等十数家报刊杂志还报道了西康影展。”

　　庄文骏的谨慎是有原因的。1949年之后，庄学本继续拍摄的时间不到六年，他就再也没有机会握起相机外出拍摄。1965年4月8日，身任《民族画报》编辑部副主任的庄学本和他的妻子被以“开除公职，清洗回乡，自谋生计”的处分，被迫离开北京，回到上海浦东的老家。

　　“庄学本在单位谨慎入微，如履薄冰，除工作以外，与同志们的交往少了许多，即便如此，在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补课中，庄学本还是厄运难逃，遭到他一生中致命的一击”。据庄学本在民族画报的同事马鼐辉先生回忆，“1953年‘三反五反’运动时期，庄学本作为一只‘老虎’接受审查，查他什么？我不知道，但我被指定为看守这只‘老虎’的人。我是看守‘老虎’的，‘老虎’却出资要我买些吃的东西，回来一起享用，我当时可以感到庄公在平静中显示着内心极大的忐忑。”

　　实际上，庄学本在1949年开始了明显的转变。李媚也注意到，庄学本尽管拍摄目标没有改变，他依然重点拍摄肖像照，还会利用在《民族画报》外出采访的机会，到各地开展考察，但是，他的拍摄的改变也非常明显，“他不再是完全个人的拍摄，而是根据政治的需要开始做选题，他的照片变得很阳光，高歌猛进，意气风发”。

　　庄文骏称，1949年后，父亲的拍摄非常注重新旧社会的对比，他是热情地讴歌新中国的成就。“庄学本在负责画集出版的领导工作期间，尽管比较繁忙，但他不忘进行摄影创作，多次到内蒙古、广西、四川、延边等地进行采访。”马鼐辉先生在回忆文章中也说，1962年，庄学本重访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报道了彝族人民生活上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他报道的主人公正是30年前他曾拍摄过的奴隶。这种强烈对比的报道，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党的民族政策所取得的成就。

　　马鼐辉是1951年从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国家民委参事室画刊组，跟随画刊组组长庄学本学习摄影。在1950-1952年期间，庄学本随中央访问团到了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和内蒙古、东北等民族地区，马鼐辉一同前行，“他背着用了十多年的禄来福莱克斯和蔡司伊康泰A型两部相机，忙碌于中央民族访问团的各项活动中。他还常常在访问团活动的间隙，不辞辛苦，独自到少数民族村寨或蒙古包中拍摄少数民族生活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