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学本 中国摄影史上失踪的大师
2009-5-10 10:28:35  

　　从庄文骏于1981年9月写的一份“庄学本传略”中，李媚得知，庄学本1909年出生于上海的郊区农村，在15岁的时候，在上海寻源学塾读了二年旧制中学，因交不起学费辍学，16岁在上海几家公司当实习生。决定他这一生的行为是：1930年春，“参加了由五个知识青年组成的‘全国步行团’，从上海北上，口号是‘凭我两条腿，行遍全国路，百闻不如一见，前进！前进！前进！”庄学本一路进行社会考察，访问陶行知等文教界知名人士，到北京后因直奉战起而被迫返回。虽然这次行动因时局不稳，到了北京之后而未能如愿，但是行程中的见识和经历，对于他的影响却是根本性的。“那次步行团后，我们有理由想见，‘在路上’成为他的生活选择”。

　　“父亲在当时是抱着‘国家兴旺匹夫有责’的梦想，和当时的青年人一样，他期望以自己的行动报效国家。”庄文骏这样解释父亲的“边区情结”，“1934年，父亲就带着当职员积攒的二、三百元和两个相机就上路了，仅初二学历的他，自学了摄影，在当时是一位极其活跃的摄影发烧友。”庄文骏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在家中发现了1928年刊行的摄影杂志，并盖有庄学本的印章，庄文骏断定，父亲西行前，至少已经有了六年的技术积累。

　　庄学本以《良友》画报、《中华》画报和上海《申报》特约记者的身份，随专使行署进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到成都后，因为专使不允而使入藏计划落空，后来，他请南京的朋友在蒙藏委员会办了一张去果洛的旅行护照，证件上用了“开发西北协会调查西北专员”的名义。边地富于冒险而神秘的想象，对于一个城市青年的吸引力应该是巨大的。庄学本在他的《羌戎考察记》里写到：“我觉得险地一定多奇事，多趣事，有研究的价值，有一探的必要。而‘开发西北’是‘失掉东北’后指示青年动向的坐标，并不是空喊口号，要开发整个西北，必先明了这个关系重大的腹地。”

　　李媚在翻看庄学本的照片时也发现，“庄学本的图片有一种摄影人梦想中的境界：自我的消失。我很难想象当那些人们与他双目相对的时候，他们是怎样超越了眼前陌生的照相机和这个汉地男人，表现出自己的？”

　　“父亲为人憨厚，待人诚恳，并不难取得了当地人的信任”。据庄文骏介绍，“当时人们对拍照片根本没有兴致。父亲每拍摄了一个人，就在当天晚上冲洗出来，第二天再派人送到被摄者手中。这样一来二去，父亲与被摄者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父亲免费拍照并赠送照片的消息在当地也传开了，人们的兴趣也变大了。慢慢的，一天上百个人的来找父亲给自己拍照。白天摄影，晚上就在桌子下面围成的‘土暗房’里冲洗，并认真地逐张书写说明文字。”为了和当地人打成一片，庄学本买了帐篷跟藏民住在一起。1934年9月在西藏俄洛，土司夫人那贞汪姆专门为他搭了一个红帐篷，给他做暗房，这在当时是最高的待遇，当地人都来看，挤满帐内，伸手不见五指也不肯离去。庄学本为给他们照相“几乎应接不暇。但我不能推辞，直到把百余张底片照完为止。”

　　在彝区昭觉城内，他则带了一台留声机，“夷人初听唱片，以为机中有鬼，因此天天有数百人进城参观，看了惊奇赞叹，我也就有充分的机会和他们照相或访问。彼此渐渐厮混熟了。”

　　庄学本的摄影考察从一开始就专注于那些“白地”(地图没有之地)，他的目光从社会组织、生产方式、贸易到自然生态、文化、宗教、习俗等，几乎囊括了整个社会形态，当他拍摄一个人的肖像时，他会同时拍摄正面、侧面、背面，显然，他是对一个民族从人种到服饰进行记录。“庄学本的照片一扫以往西方摄影师对东方人的呆板和漠然形象，人物生动，笑容满面，画面充满动感”。

　　作家阿来在2007年出版的《羌戎考察记》一书序言中也感叹，“对我而言，庄学本先生留下的文字，生动地描述了我故乡的过去，我是在一本书中游历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