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中国叙事
2009-4-20 14:58:30 藏 策  

——评《红楼梦叙事》

 

        中国的古典小说与西方的“小说”不完全是一回事，西方的叙事文体fiction在汉语中找不到对等的文体，而只有小说与之相近，于是fiction便译作了小说。小说与fiction只是近义词而非同义词。中国作家真正按照西方的fiction文体作起小说来，还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此前的小说，为了区别于后来的小说（fiction），汉学家浦安迪给它提了个名字，叫“奇书体”。 
        对于“奇书体”，也就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中国学者历来的看家本事就是传统的历史学方法，搜求，索引，考据……无非是围绕着作者的生平、故事的本事、作品的版本等进行的，至于作品的文本分析和文体研究，就乏善可陈了。以至于中国学者的这些研究成果，作为学术“半成品”，被西方汉学家利用先进的理论方法“深度加工”后，成为了西方汉学研究的皇皇巨著。国内的古典文学研究者要么被偏重考据的传统治学方法所囿，要么被“苏联模式”的庸俗社会学分析所蔽，面对迅猛发展的海外汉学渐渐失去了自己的话语权……而那些对现代小说理论颇具研究的学者，又因为对古典小说不够熟悉而只能埋头于现当代小说的研究了。 
        这是国内古典小说研究的悲哀！但也正因为了这种悲哀，王彬先生写于10年前的专著《红楼梦叙事》（中国工人出版社，1998年版）也就显得尤为珍贵。落后于时代的学术是落伍的，与时代同步的学术虽不落伍，但也难说具有多少新意；而能够领先于时代的学术，却又往往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当你仅仅领先一步时，你可能被称为“大师”，成为话语权力的拥有者，但当你不仅仅只是领先一步，而是领先了两步甚至是三步时，你却完全可能成为孤家寡人。《红楼梦叙事》就是一部领先于国内古典小说研究至少两步以上的学术著作，于是也便孤家寡人般地坐了十年冷板凳。 
        以今天的立场来看这本10年前出版的书，其学术的前沿性依然不减，这是一本真正可以与那些西方汉学大师一较高下的著作。而将之放到国内的学界来看，当称之为是一部开山之作。《红楼梦叙事》将传统的“红学”研究，与现代叙事学实践进行了成功的接轨，在对待传统的小说研究方面，作者不仅没有抛弃以往学人的研究成果，而且予以了承前启后发扬光大。也就是说这不是一本“新”得让人感到面目全非的书，而是一本具有传统治学功底的有“根”之作。在运用叙事学等新的理论方法方面，作者也没有照搬西方理论去套用中国文本，而是针对“奇书体”的文本特点有的放矢灵活运用。《红楼梦叙事》的主要研究对象虽然是《红楼梦》，但在分析过程中更凭借着作者对古典小说深厚的学识，旁征博引举一反三，对《三国演义》、《水浒传》、《三言》、《二拍》等有代表性的文本都作了精妙的分析，由此而形成了一整套有系统的“中国叙事”研究。 
        在对叙述者的分析中，《红楼梦叙事》依次分析了存在于《红楼梦》中的“叙述集团”：1、“顽石”（自称“蠢物”）；2、空空道人，手稿的抄录者；3、吴玉峰，改《情僧录》为《红楼梦》；4、孔梅溪，改书题为《风月宝鉴》5、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6、脂砚斋，抄阅再评，改回书名《石头记》。作者通过如此详尽的叙述者分析，对《红楼梦》由超叙述、主叙述和元叙事共同构成的多层叙述结构进行了清晰的把握，并在此严密的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两点极有价值的结论：其一是将《红楼梦》的这种多层叙述结构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其他古典小说比对，分析了《红楼梦》在从传统的“拟书场格局”向文人化写作过度的文本特征，指出《红楼梦》中的超叙述者虽然在总体上依然没有摆脱“拟书场格局”，但又与传统的“拟书场格局”不同，让“顽石”以“按语”的形式显身出现，这对于传统的“拟书场格局”是一大突破。《红楼梦》是在白话小说的叙述模式中引进了文言小说的超叙述结构，从而开创了一种新的叙事方式，是对“奇书体”小说的重要贡献。其二，以叙述学的文本分析方法对《红楼梦》的作者问题以及续写问题，重新进行了阐释。由于《红楼梦》在文本上虚构了一个叙述集团，致使某些红学家竟对曹雪芹的著作权产生了怀疑……书中指出：这是对叙述学的无知。至于后四十回的“续写”问题，书中以大量坚实的文本分析作出结论：后四十回为高鹗续写无疑，因为高鹗根本就没弄懂“顽石”作为叙述者在《红楼梦》中的作用，不仅将原有的顽石自述删略干净，而且在他续补的后四十回中再也没有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