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批评”与当代摄影——平遥讲座之文字版
2008-10-6 12:30:24 藏 策 

艺术不是思想的传声筒，艺术更不同于思想本身。有人说，思想=艺术，那完全是无知者无畏式的信口开河。

我在宋庄的一座院落外，看见墙上赫然写到：“艺术就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无中生有。”

这偈语式的表达虽然貌似极端，但却也还真有几分洞见。

我们都知道，哲学也好，理论也好，批评也好，凡属思想类的话语，在语义上都必须是相对规范的，在价值判断上也必须是是非分明的，必须把复杂纷乱的东西理出个头绪来，并加以梳理和分析。否则就不是“思想”，而是“思想混乱”。

而艺术（当然更包括文学）则不能这样，不能以既定的“是非”为是非，而要在“非”中发现“是”，在“是”中发现“非”来。艺术作品中的是非观永远是“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的，所以艺术话语不仅不需要语义上的规范统一，而且还要更大限度的还原语义的多义性，否则就成了“独白”而非“对话”。这就是艺术对于生活的发现，这也就是我所说的“解放语言”。

文学与艺术的思想，永远都不应该是传达“思想”，而是考问思想，救赎思想。否则这世界上有了思想家就已经够了，还要那么多文学家和艺术家干吗？

有些非常有思想的学者，一旦写起小说来，往往却并不成功。究其原因其实恰恰是思想过于明晰透彻的缘故——在强大的理性的逼视下，所有似是而非混沌未开的念头都被吓跑了。而有些作家艺术家并没有多大的学问，思想又很混乱，却能写出很不错的作品来，而帮了他们大忙的，恰恰就是混沌——混沌为语义的横生野长提供了自由的空间。

当然，也有极少数的能集思想家与文学家于一身的巨匠，但文学史家们却总能从他们那里发现思想上充满着矛盾和悖论的地方并深表惋惜。殊不知假如他们的思想没有了矛盾和悖论，文学史中也就不会出现他们的名字了，文学史家们也就不会再带他们玩了。

上苍造物，往往是不会聚天地之灵秀于一身的，有所得必有所失，有所失又必有所得。

四

浏览平遥摄影节的参展作品时，我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现象，就是有些传统纪实类作品，虽然拍摄功力不俗，但当湮没在众多的影像海洋中之后，却变得一点都不吸引眼球了，引不起人们的观看欲望。这或许已不仅仅是影像本身的问题了，而更是一个有关影像消费的问题。确实，纪实类摄影因为早已在国内成为了一种相对成熟的“文体”，拍摄水准大都比较靠谱，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容易引起视觉上的疲劳，非“重料”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目。这不由得让我想到了传统纪实摄影向何处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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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纪实摄影的问题，我是在讲座中先提出来的，但现在已经写进《平遥归来谈观感》一文中了，故此处从略。这里我还想增加一点：即兴摄影，也包括视觉日记、手机快照等等，同样会成为记录类摄影发展的一大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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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古人论词有云：“为赋新词强说愁”。我在平遥看到的许多观念摄影，则可以用“为拍‘观念’强作秀”来形容。没有“观念”而强作“观念”状，或为了“观念”而“观念”，是目前国内观念摄影面临的最大问题。我并不反对观念摄影，不仅不反对，而且我现在已经把理论批评的关注点移到了观念摄影以及各种实验影像这边来了。然而我在平遥看到的许多“观念”，却让我感到很失望。平遥展出的“观念”类作品中，当然也有很不错的，但实在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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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后现代文本是文化创造力消竭的象征。杰姆逊在讨论后现代建筑时便认为其特征是一种“拼凑”，看似讽喻，其实是一种对奇特的面具的模仿，是在用死了的语言说话。理查德·沃林在其《文化批评的观念》的中文版序言中说：“在后现代艺术和建筑中，模仿的运用不仅剥夺了各种风格的特定语境，而且剥夺了各种风格的历史感：它们被还原为许多符号，并且以部分类象的形式进行复制。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表现为物化的、零碎的和杜撰的东西——既是向内爆破的又是被掏空了的东西……与旧的意识形态相比，这种后现代主义做不到辨证地扬弃现代主义，因为这种后现代主义现在采用着包含着前现代主义或反现代主义因素的通俗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