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纬谈“北河盟”和上海
2008-10-7 11:18:49 姜纬 

中国每一代年轻摄影师大多乐于宣称自己与上一代摄影师根本不同。当然，除了迅速褪色的经验的表面差异之外，他们还需要证明他们能够提供一些更为持久的东西。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所以，我对于推介年轻摄影师，一直采取谨慎的态度，既是对他们和观众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中国摄影在这么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的传统谱系，摄影师们由此出发并对这传统作出回应，宣称"根本不同"也是一种回应方式。

现在我想来谈谈一些具体的事情。关于陕西摄影过去和现在的问题，鲍昆先生5月31日发表在其博客上的《何时再见雄浑》，我觉得是已经全面分析透彻了。

广东摄影一方面有来自官方的积极举措，比如美术馆的双年展，另一方面，民间也非常活跃，比如连州年展。许多摄影师生活、工作在广东，新移民杂交文化，媒介也很多。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广东比较宽松，这个地方本身就有很大的草根性，造成媒介众多而且活得不错的状况，这就为摄影师创造了各方面比较好的机会和条件。这里面有一种良性循环。

讲到这里，就自然可以讲讲上海。多年以来的一种普遍观点，认为上海在经济上很开放很先进，文化方面就显得比较保守了。没错，如果从现在的感觉上讲，如果拿上世纪30、40年代甚至是50年代早期来作个简单的比较，这样的说法是不错的。我们也似乎随便就可以举出许多国内外的实例，来说明经济和文化完全可以在同一个城市相辅相成。可我现在总觉得这些意见疏忽了中国和上海的特殊性，黑格尔说中国是所有例外的例外，我们往往疏忽这点。如果我们考虑到上海在共和国成立最初20多年在政治上的角色，以及由此给上海带来的影响，30年来的谨慎策略既可理解为被动又可理解成主动，80年代的上海变得很落后，百姓生活是非常艰难的，后来经济独大，是好是坏，一干人众冷暖自知了。这里，我不想就文化对于一个城市短期或长期发展的影响作判断，因为在这方面，早已有公论，而且要说开了的话，那是可以另作长篇大论的，我只想提出个人的看法，这个看法是有基础的，那就是这30年来，无论好坏，别说与自己无关，人人是有份有责的，我现在最讨厌看到的是一脸无辜受害者的样子。

具体到北河盟，虽然我不是参与者，但是我和当年的参与者，比如尤泽宏、金弘建是有接触交流的，再说我也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了解大环境。1980年代，北河盟就像中国当时其他文艺团体一样，他们对于艺术，对于摄影，就是在囫囵吞枣学习西方，至于后来所说的什么先锋意义、开创具有当代意义中国都市摄影的先河，全都是后来添加上去的光环，那时就是懵懵懂懂嘛，哪里会有先知式的预见，那时候哪能明白什么是都市文化啊？也不可能真正理解什么当代性，都以为模仿像了人家的东西，就当代了，就创新了，全国都一样，手头资料非常有限，基本是二手的，甚至是三手四手，信息根本是不发达的，怎么可能清清楚楚呢？

《八十年代访谈录》里边李陀先生有句话说的很好，大意是80年代的思想和艺术那么热闹，但没有留下什么真正的果实，我同意这个判断。而且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现在这个年代的提醒，不要最后只剩下一批"名人"，而没有什么真正的成果。任何一代人都有一种自然倾向，会在一定时候--通常是功成名就、春风得意的时候--回忆和诗化自己的过去，他们会把某个特定的年代宣布为自己的年代，然后塑造和言说它，这也是为了自我言说和自我塑造。80年代尤其如此。北河盟的意义，更多的是对亲历者、参与者，自传意义，对于别人，特别是对于后人，我还真看不出有什么大的影响力。北河盟不像当年的四月影会，你比如安哥他承认受过李晓斌的影响，吴家林和我交谈时也讲王志平的作品曾对他有很大的冲击影响，王福春也是这样和我讲过，他原来是拍风光的，他们都承认这个，这个就厉害了，我们可以看得见四月影会对于后人的影响力和地域上的覆盖力，这些是非常要紧的衡量标准。我认为当年之所以出现了一些团体，是和那时社会大环境有关的，那些团体里面的人，当时都是江湖中人，他们不在庙堂，势单力薄，所以他们需要彼此依靠合作，后来随着环境的变化，这样的基础动摇了，各奔前程了嘛。我有时候就在想，如果没有一个特定的时代逼迫人只能这样，没有选择，人恐怕永远也不会"自然而然"地选择很人工气、需要维持在一种"不自然" 的精神强度上的东西，如果有选择，人当然会选择一个更日常、更物质的，也就是更像现在这样的生活。激情是为沉闷寻找一个出口，但绝不可能持久。日常生活是很沉闷的，但我们应该明白，生活的沉闷性是安全的代价。我看瞿秋白《多余的话》，有一句话印象深刻，他检讨自己，说我自己其实不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它只是使我的厌世主义具体化了，中国革命挽救了虚无主义。我就觉得中国所有的先锋或革命，或者是带有这样子叛逆风格性质的东西，都是很奇异的东西，革命或先锋给青春期抑郁症正面化，或者说是正义化了。对此，我们应该抱有清醒的认识，实事求是，不夸大80年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