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宪民：纪录黄河成为我一生摄影生命之本
2008-11-6 15:26:38  

　　陈小波：但是我作为一个图片编辑，作为中国摄影史的研究者，特别感谢朱宪民以及和他一样的摄影者们，用他们当时独有的记录为我们留下一大批宝贵影象。从那些照片后人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情况。那些照片现在看来还有一些黑色幽默的色彩在里面，而且居然成为很多人愿意收藏的照片。70年代末，你有条件在中国摄影家协会特殊的环境里读到大量国外的作品，那是第一次读到国外摄影家的作品？

　　朱宪民：对，我是1978年年底借调到北京来，家属没有来，白天上班，晚上就没有事，正好国际部他们一起有一个大房间里有国外的一些名摄影家的画册。

　　陈小波：那时你已经搞了十几、二十年的摄影，当你打开那些画册的时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朱宪民：当时看完也不太理解，这个思想转变我觉得也有一个过程。但是那些画册对我触动很大。

　　陈小波：你现在记忆犹新的几本画册是什么？

　　朱宪民：我最记忆犹新的就是布列松的画册，尤其是他拍中国的，关于大跃进，关于上海。当时不知道他是国际上的如此大家，那是后来才知道的。

　　陈小波：当时你看布列松的东西，你觉不觉得他在给中国抹黑，或者展示中国的黑暗？

　　朱宪民：确实不是积极的，但他的那种拍法，对自己使劲的触动了一下。看了那么多画册，我意识到：布列松的作品让我感到艺术的力度、严谨、完整，摄影原来和生活贴着那样紧！摄影原来可以“整日在街头寻找，随时准备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将活生生的生活完全记录下来”。
    1932---1936年美国农庄管理处的三十名摄影师其刷刷地将镜头对准公路上的那些难民，那些受挫折、被遗忘和得不到援助的家庭。丝毫不做作的纪实给了公众强烈的震撼。史密斯的照片深深感动了懂照片和不懂照片的人，他的影象看不出技术性的语言，只有感情上的语言，而这些又源于他对生活炽热的感情。所有的大师是真正的艺术家。他们带给我的思考远不只是在照片上。那时候我意识到我已经走了十几年弯路啦！
   纪录黄河成为一生摄影生命之本 因深爱这土地而拍出好照片

    陈小波：当时有多少画册？

　　朱宪民：起码有上千本，没有人研究，没有人翻。那些画册都是60年代初的，都是文革前，文革中与国外几乎就没有交流了，就断代了。

　　陈小波：在你读大量的国外画册的时候也就有了跟法国摄影师苏瓦约共同工作的机会。 
 

　　朱宪民：对，一下子接上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了。到了摄影家协会，我被分到展览部编辑国际部，编出国展览，接待外国摄影者。1979年，第一次陪同就遇到了拍纪实的法国摄影师苏瓦约。我陪他走了新疆、内蒙、云南，整整两个月。虽然他只把我当做陪同没有当作同行，但我逮着学习机会了。他的拍摄风格、工作方法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狠下工夫琢磨他的技巧、角度、镜头。因为在当时我们还处在摆拍、想当然年代。苏瓦约对我触动最大的是他拍摄真实生活，从来不干涉拍摄对象。我跟着中国摄影经历了一个个曲折，现在我重新出发。我选择了我最有感情最熟悉的土地和人民。

　　陈小波：十七岁你背着行装从黄河边走来，三十多岁又背着相机朝黄河边走去。我记得也是苏瓦约建议你拍摄黄河。

　　朱宪民：对，苏瓦约很了解中国那时候的状况，他看了我的一些拍摄家乡的照片，说你应该拍摄黄河。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他说艺术家应该拍一些最了解和最有感情的地方，他举的例子是一个美国的画家卫斯，他是画家乡的乡村生活的。他知道我的家从小生活在黄河边长大，他就说你应该像卫斯那样拍摄自己的家乡。

　　陈小波：苏瓦约那时候年纪比你大吧？

　　朱宪民：比我大，我那时候30多岁，他50来岁，是法国当时很重要的一个记实摄影家。读画册和跟苏瓦约的合作对我起一个很大的转变。要是往回追溯的话，我人生的两大转折----- 第一次是1964年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对我是一个大的转折，第二次是到北京来工作。前者解决了摄影的技术问题，后者是全部颠覆原来的摄影概念。但是要是说思想彻底解放，是到了80年代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