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平和四月影会
2009-3-11 14:53:41  

 提到中国摄影史就要提到王立平，他就是《红楼梦》、《西游记》、《大海啊，故乡》的曲作者，更是著名摄影家、中国摄影历史名作《让我们的血流在一起》的作者、“四月影会”的主要发起人。他的那幅名作跟他的那些美妙的歌曲一样著名，是中国摄影史上的传世之作。可能有些人不了解他在摄影方面的情况，那是因为他后来全力投入到音乐和政务方面，摄影界的事则较少过问了。

 　　关于王立平的摄影，关于《让我们的血流在一起》、关于“四月影会”，我们还得从1976年的“四五运动”说起。

中国著名摄影家、音乐家王立平

亲历难忘的“四五运动”

　　“四五运动”在中国是个大事件，在摄影界也是大事件，不仅造就了许多纪实摄影家，同时也是许多职业摄影家至今难以启齿的事件—因为这一段时间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他们几乎都“封镜”了，没有去天安门广场，去了的也没敢拍几张，结果，数以百计的业余摄影者大显身手，在兴奋和恐慌中记录了中国历史上这重要的时刻。这些作品连同后来的文字记录以及当时的革命诗抄构成了那个时期最完整的纪录。以下算作王立平回忆“四五运动”的自述，这里有很多你可能不知道的故事。

　　这张照片（《让我们的血流在一起》）是在1976年4月4日上午拍的，实际上我在4月2日就去了。从2号到4号我连续去了3天，天天是阴天，加上当时的压抑气氛，那些日子真是沉闷。我在1973年时买了个苏联产的二手泽尼特单镜头反光相机，在那时也算不错的了。我一去就是一天，那时我住在东直门附近，骑车到天安门，中午就随便吃点东西。新影厂已经接到指示，不许去天安门，我那时正好要去海南岛出差，按惯例，出差前可以有3天的准备时间，我正好用了这3天。本来我定了3号的票，结果我又偷偷去把票退了。那时我已经34岁了，由于艺术圈子和知识分子中间经常议论，我已经知道了很多关于“四人帮”的事情，应该说对这些事已经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了。所以就知道天安门事件绝对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我既然有相机，有这个意识，那就不能错过。

　　那时我在新影厂工作，专职作曲。在新影厂里还有点“方便”—可以用点胶卷的片头。我到了天安门一看，人山人海。用一个词形容就是“群情激愤”。有人在念诗，有人在抄诗，有人在哭。我那时已经练就了一套功夫，就是想拍什么时，先在一边调好距离、光圈和速度，然后突然举起相机按一张，马上又跟没事似的眼睛转向别处，俨然一副老练的样子。因为那时有两怕：一是别人怕你，怕你是便衣，将来拿着照片去抓人；二是我也怕被便衣盯上，将来抓了去问，你拍照片干嘛。我想那时好多人都有这种恐惧心理。

　　由于形势紧张，我只能自己去，不敢叫伴儿。我总共拍了68张，其中有8张不能用，只有60张还可以。在后来纪念总理的展览中和《人民的悼念》画册中以及新影厂出的纪录片中，我的照片一共被用了30张，使用率“高达”百分之五十！但是另一个数字更让人惊讶：在为悼念总理准备的展览过程中征集到了两万多张底片。而这已经是经过了有关部门查找、收集，大量胶卷被放在照相馆里不敢去取，以及自己怕事而亲手毁掉了底片等等几道“劫难”之后的事。

“我们愿意跟你一块流血！”

　　现在看到的这幅照片我拍了3张，而其他画面只拍了一张。因为这时人们的情绪很高涨，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个人身上了。画面中的那个人叫王海力，是个铁路工人，他用手指的血写了：“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将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您！”人们看了都很感动，纷纷和他握手表示敬意，大家一起高呼：我们支持你！我们愿意跟你一块流血！那情景真是感人。我后来的标题就是从这句话来的。广场很平，没有高角度，我就举着相机，往后仰了一点，还稍微拍得广一点，以保证画面完整。那个人已经被人们抬了起来，坐在人们的肩膀上，这才显得他很高。这样“盲拍”了这张照片。我用的是国产代代红21定黑白片，光圈是F4.5，速度1/100秒。

《让我们的血流在一起》

　　4月4日拍了以后我回去休息了一会，晚上又出来了。到了天安门一看，人少多了，满广场都是便衣——他们都穿军大衣，很容易看出来。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就没打手电，也不敢锁车子，干脆就推着车吧。这样边看边走，到了12点，开始有紧张的脚步声，有人收花圈了。我看见有人在念诗，当时就有几个人给按在地上了。我就赶快跑，但东西北三个方向都被封了，我只能往南边跑。围封的人群里也有好人，告诉我们说：快走吧！就这样我从包围圈里逃了出来，赶回家就冲胶卷。而那天晚上的花圈都被收走了，第二天是4月5号，人们发现花圈没了，才有“还我花圈”的愤怒，导致情绪进一步激化，这就是“四五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