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静拍摄-----王文澜访谈 2008-11-27 12:59:10
王:我那次还说:“使我最难堪的事莫过于让读者看那些司空见惯的图片。”对吧?
陈:你从年轻起就一直喜欢不那么直接、那么剧烈的拍摄吗?
王:虽说性格上不喜欢矛盾冲突,可我也参加过“四五”运动、唐山大地震、老山前线、水灾。相对危险,当然都不是我非要去不可。
比如“四五”,那会儿家里受到冲击,没有希望,广场上发生和事情和自己切身利益有关,有感而发,用一百块钱的相机释放内心积压的情绪。拍摄自己想拍的。去那种有强烈的冲突的地方是出于自身的需要、精神的需要。
后来唐山大地震,我没有主动要求去。首长说:“小王:你争取入党,要到火线啊!”我就去了,也确实在火线入了党。不过差点死在那里了。
陈:有那么危险吗?
王:有啊!
陈:当时在在军区?
王:在师里。师里直属队的摄影员。我拍到了被掩埋十三天之久卢桂兰从废墟里救出来,那是最有现场感的一张,最剧烈的画面。海鸥120相机,晚上七点左右,天已经黑了,曝光不足,强迫显影。但现场感现在没法比。当时我是置于死地而后生。
我当时病了,是不是霍乱我也不知道,没有水,没有药。吃什么也没用,一天拉二十多次,人消耗的不行了。后来山东医疗队给了我一个土方,死马当活马医。用碘酒稀释喝下去,直接喝。碘酒撒在伤口上都杀的疼,不要说到肠胃了。这么一个糙的法子,立竿见影,三天后居然就好了。绝啊!出来就碰上卢桂兰挖出来了。当时我的状况完全就是发了疯了。这样就有了那张最剧烈的照片。
三.在身边挖掘出最有价值的东西
陈:尽管性格如此,不喜欢冲突,甚至有时不喜欢出现在采访一线。但这不妨碍你成为摄影界有尊严和很有发言权的人。
王:(笑)发言权可能是因为年头,尊严可能是因为我的为人。
我的生存准则和父母很有关系。他们农民出身,干革命进了城。对孩子总的教育是老老实实做人,做人不是非要往外张扬,不是进犯。我从父母那里传来的,就是以保全为主、以防为主。
陈:记得十几年来我们每次聚会,你和贺延光都发现很多有才能的、但当时还不能从事专业摄影的年轻人,你们总想方设法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发挥才华的平台。你们发现和培养了一批有摄影潜质、有新闻敏感、更有社会责任感的年轻记者,让在当时只是对摄影有兴趣的青年变成今天的摄影中坚。
王:一个人能力有限,能帮助人的时候尽力帮助。虽然你不能帮助所有人但你要保证不要害人,不能做不利于别人的事。我没有伤害人的习惯。这是我做人的底线,这是起码。
陈:成为有尊严的摄影者,还在于你和贺延光的组合。你们被看成新闻摄影界的两面旗帜。八十年代初,你们坚持新闻原则,对几十年来中国新闻摄影的社会对位、充当的角色进行了反思;你们分别在各自服务的报纸《中国青年报》、《中国日报》上强调新闻照片的的独立意义,并把优秀的新闻照片放到报纸的显著位置;在图片几乎发不出自己声音时候,你们让照片变大,发出独立的声音、、、、、、、在当时,这是革命性的事。
王:这个提法不准确,新闻摄影的旗帜应该是《中国青年报》和《中国日报》,我们俩只是具体的实践者。我们个人不会成为旗帜,没有报纸当时良好的状态我们一事无成,是旗帜也飘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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